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于1993年,冯小刚读完这部小说,立刻动了拍电影的念头。所以冯小刚说,为了这部电影,他等了18年。19年后,我们看到了电影《一九四二》。《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温故一九四二》引起震动的，不是这场悲剧，而是各种层面错位之间出现的幽默。

       刘震云的小说采用纪实体例。“我”回到延津老家,采访当事人,调查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情况。小说将史料和实地采访穿插组合在一起,上至蒋介石及其幕僚、宋氏姐妹,下至逃荒的难民、美国记者、《大公报》记者。触目惊心的人吃人、狗吃人的逃荒惨状,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只关心政权是否牢靠、不管灾民死活的政府,会在河南战场上发生以30万之众的武装被6万日军歼灭的奇耻之战,会在日后失掉政权。

       灾难的景况、原因、结果,刘震云在小说里都讲明白了。但是,此小说不同于浩瀚50万字的《白鹿原》,把所有人物都写得血肉丰满,演员只需靠自己的悟性去把握揣摩就是了。几乎是用史料堆砌而成的4万字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完整的故事。如何再现这场让300万人饿死的灾难,再现百姓背井离乡、到西北讨活命的逃荒之路,对于饱食终日的导演和演员而言都极具挑战性。它不同于唐山大地震,有很多亲历者,有各种载体和形式的资料,那是一段活的历史。刘震云1993年写小说的时候,曾对亲历者不愿回忆往事的漠然态度感到失望,时至今日,存活于世的亲历者怕是想追忆往事都追忆不清楚了。再不温故1942,它就要彻底被遗忘。

       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对于《一九四二》剧组来说,演绎一部没有经验,不容你戏说、编纂、无厘头,只要与真实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的灾难片,差不多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让人底气不足。所以张国立说,演了40年戏,突然觉得,表演上还有一个高度需要我去接近。所以,冯小刚不对媒体估计票房收入。

       老东家和瞎鹿两家是影片添加的,并成为故事的主线。“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影片以这句旁白开场,接着拉开灾难的序幕。先是佃户媳妇花枝跟少东家借粮,随后刺猬领着一帮饿疯了的村民闯进老东家范殿元家吃大户。一场械斗之后,儿子被砍死,房子烧成瓦砾。时逢日军逼近,老东家赶着马车,拉着粮食和家人同佃户瞎鹿一家加入到逃难的人流。影片的逃难路线从刘震云家乡延津开始,一直走到陕西潼关,到潼关时,包括路上生下的小孙子,两家11口人,死的死,卖的卖,散的散,最后就剩下野鬼一样的老东家。结尾处,老东家掉了魂似的往回走,他想死得离家近点。书分两部分，前面是小说，后面是电影剧本。小说不像我们一般认识上的小说，它是纪实体小说。没有什么曲折动人的情节、性格鲜明的人物，但写出了许多语言文字之外的意味，比如蒋介石对河南灾区的复杂态度，政府与灾民的关系。剧本则情节曲折，人物生动，与电影《一九四二》相互参看更有意味。电影描绘了东家老范一家怎样从躲荒到逃荒，最后到孤身一人又收留一个小女孩一起回河南老家的过程。

       电影的框架忠实于原作。与逃难路线交叉推进的,是上至元首、军方、省方,下至地方小吏、记者、传教士的另一条路线。灾荒之年,蒋介石充耳不闻,军方征粮不减一两,省方求情无果。《大公报》登出《豫灾实录》,惹怒蒋介石,指示张道藩停刊处置。影片的旁白道:“这一年,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放到1942年的世界环境中,任何一桩都比饿死三百万人重要。”如果从蒋介石的角度看,这句话可就没有了丝毫讽刺意味,而是一句真心表白。

       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我”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我”去调查1942年的灾情,“我”代表了中国人的良知。在电影里,“我”只是在开头结尾说了几句旁白,“我”的作用实在不大。影片里,我们看到关心和同情灾民的名单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神父梅甘、省长李培基。然而,他们与灾民的距离不但过于遥远,而且高高在上。那个骑着自行车为死去的难民做弥撒的传教士安西满是唯一和灾民感情最近的人。

       “所有灾民的感情都很粗糙,没有心情抒情。所以,在这个电影里头没有煽情,抒情的部分都不会让它存在,因为和灾民的处境不适合。”这是冯小刚对影片的阐释。也许灾民的情感和希望被冷酷的现实折磨成一块粗糙的石头,然而那时,至少还有《大公报》,还有主编王芸生和记者张高峰在为民请愿；有那位因帮助白修德给《时代》周刊发电报遭到逮捕的邮局电报员,有常香玉为灾民赈灾义演。肯定还有很多人。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良知,是1942年与河南灾民靠得最近的人。当然,80年之后,冯小刚用一部电影再现了这场灾难,以电影人的良知让我们记住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这场灾荒。一九四二年的大灾荒最初是天灾引起的，旱灾后是蝗灾，但比天灾更可怕的往往是人祸。灾难不会只是自然灾害“一手造成”，文本一开头就把省政府官员宴请外国友人的奢侈菜单与地方发生大旱灾灾民只能吃树皮的情况作鲜明对比；“我”故乡的灾民在吃有毒的“霉花”时，政府官员住在富丽堂皇的别墅喝着香甜咖啡想着对付民众的办法，思考中国走向问题。不仅要问一九四二年发生的是吃的问题吗？

       在这里民众不再流离历史之外，他们成为这段灾难史的评说者，揭开权力主流话语掩盖的历史真相，以平民大众的视角，以民众的文化历史精神，对权力提出审视和批判。外国记者白修德也提出过疑问，中国政府都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河南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状吗？政府是有的，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政府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什么是大事呢？中国同盟国地位问题、抗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内部矛盾问题、与美国将军分歧问题，这些都是大事,等着统治者解决的比三百万这件小事更重要的问题。民众在统治者眼里不值一提，三百万只是小事，死掉三百万本就无用的老百姓不会影响执政者的统治地位。是有灾情，但不相信能有多严重，甚至认为地方政府谎报灾情。所以严令政府向灾区征收的实物税不得减免，但征收实际是超过需要的，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对外封锁灾情，倒卖余粮，兼并农民土地，借灾民的灾难大发国难财。中国的统治者什么时候能关心一下自已的民众呢？中国政府终于下达救灾命令了，那是因为外国友人发表文章，引起了国际舆论，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作出的救灾姿态，各级政府官员层层盘剥加上效率低下的救灾的态度，灾情根本没有得到缓解。

       刘震云说：这是我唯一非虚构的作品，我认为也是我的小说里结构最严密的一部。

  一介书生，对故乡也做不了啥，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南。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眷恋，一种感恩。我来北京也有很多年了，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