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存的重压之下，道德蒙尘，然“良善”却潜伏于体内，犹如一具将息的蜡烛，有的大风吹灭，有的昏昏暗暗般残喘。凤鸣的出现，点亮了唐朝阳心中的那盏蜡烛。使他终归还像个人。
       电影和原著的结尾天差地别，但同样令人心酸。
       电影中唐朝阳遭宋金明暗算后反扑，双双毙命。这也算大快人心。凤鸣拿着赔偿款离去，最后那望向烟囱及远方的沉思，让我惊恐：他会不会步他们的后尘？
       书中的唐朝阳设计冒顶，托付凤鸣拿走抚恤金回去读书。而凤鸣以实相告。不仅丢了工作也没有拿到钱，除了回家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然而善良、正直这些人性的闪光点，可以喂饱生命么？

       这两个人已经用这样的手段弄死了三个人，第四人是一个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叫元凤鸣的高一学生。他们用同样的手段把他骗到一个偏远的小煤矿之后，伺机下手。在一次平常的交谈和接触中，他们看到了男孩家的全家福，发现这个人是他们前面弄死的那个叫元清平的儿子，而且是一个处男。

       他们想让男孩尝到做男人的滋味之后，再制造一个事故，把这个男孩子弄死。不成想在制造假顶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其中已化名为王明君的赵上河一不小心把挖煤的镐头的尖角抡到化名为张敦厚的李西民的太阳穴上，致使其血流如注，生命垂危。于是赵上河把受伤的李西民抱到已经弄好的能够制造事故的假顶下面，对化名为王风男孩说了向矿主索要2万赔偿的要求和办法之后，用脚踢掉支撑假顶的木柱，赵上河与李西民两个人葬身煤海。男孩来到地面之后，告诉煤矿老板，其中有一个是他的“亲叔”，要求煤矿老板赔偿2万元。煤矿老板看到他年轻好欺负，就只给一点路费就把他打发走了。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人性的恶。为了用一种比较快的、轻松的方式赚到钱，赵上河与李西民居然用制造事故、伤人性命的方式，与煤矿老板讨价还价，赔到一些钱。这完全是一种谋财害命的方式，天理难容。同时这篇小说也揭示了煤矿行业的乱象。一些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小煤矿到处乱开。一些矿主只要能赚到钱，在安全措施上根本不投入，拿矿工的生命开玩笑。一旦真的发生事故，为了保住煤矿，煤矿老板则采用欺上瞒下，克扣剥削的办法。这样无形中也为那些故意制造事故要挟老板的人制造了机会。中国小煤矿事件中，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又有多少人失去了家庭温暖。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始对小煤矿进行整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小说中，对赵上河这个人物的内心刻划得比较复杂。自从赵上河知道元凤鸣是个高一辍学的学生之后，内心已经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也正在读初中。本来按照李西民的意思他们下矿井挖煤的第五天就要把这个男孩干掉，但是赵上河坚持要让元凤鸣吃完一顿饭再上路，于是拖到第六天才动手。本来赵上河想要通过制造一个假顶，利用假顶坍塌把男孩压死。但是由于前几天赵上河与李西民在一些事情上意见有些分歧，两人内心产生了猜忌。当赵上河做好假顶之后，李西民不是很信任，他过来说要试假顶，还在里面的时候赵上河知道，如果李西民把支撑假顶的木柱敲开，整个假顶一坍塌下来，自己就没命了，所以他马上跳出来，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的镐子无意识一抡，就把镐子的尖头抡到了李西民的太阳穴。赵上河先是要求化名为王风的元凤鸣一起动手，把仍想把假顶搞下来的李西民打死，而且告诉元凤鸣是李西民打死了他的爹。但是元凤鸣拒绝杀人，他就自己用镐头把李西民的头砸烂。然后抱着李西民的尸体来到假顶下面，拿掉木柱，假顶倒下来，他和李西民的尸体一起葬身煤海。本来赵上河完全可以故伎重演，与煤矿老板讨价还加要求赔偿，拿了这笔钱之后金盆洗手。但是他选择与李西民同归于尽，说明他最后意识到即使活着出去迟早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也可能内心是良心复苏了。

       这部作品发表以后，引起广泛深刻的社会反响，获得了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刘庆邦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把目光锁定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其作品主要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他把前者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后者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他19岁就去煤矿当矿工，在矿井干了9年，对于矿工的生活非常熟悉，如矿工经常会受些小伤，黏上煤屑之后，脸上会留下蓝斑；矿工常常用幽默来对待生死；矿工经常拿女人说事等等。做煤矿报道的记者之后，使他对于中国煤矿工人的生活现状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一些中小煤矿发生的矿难事件，使他更深刻的了解了放下锄头走下煤矿挖煤的矿工们生活的艰难，一些中小煤矿主为了一己私利，无视矿工们的生命。一旦在矿难中死亡，就以极其低廉的赔偿金应付了事。当然也有象《神木》中的赵上河、李西民为了赚钱廉耻丧尽、道德沦丧的无赖之徒。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帮助极大。

       由于有上面的经历和积累，刘庆邦在多部作品中以矿工生活为主要内容，如长篇《断层》、短篇《红煤》，散文《走窑汉》，里面对于矿工在煤矿地下和地面上的生活都有逼真的描写。《神木》虽然是中篇，因为切入生活的角度非常独特，展示人物内心十分逼真深刻情节展开的扣人心弦，读起来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盲井给刘庆邦带来了巨大声誉，作为一个以写作煤矿和乡村题材为主的作家，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有一个说法广为流传：到陕北，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矿区，只要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

       过去的很多年，他的作品我几乎每篇必看，那些散发着温情的故事，在中原大地的煤矿和乡村扩散。在这些作品中，《神木》显得有点儿突兀，那种冰冷的色调，残忍而不失节制的叙事风格，让人难以忘怀。

       他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红煤》：宋长玉是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矿长借故将他开除。后来，他将红煤厂村支书的女儿追到手，成为村办煤矿的矿长。随着金钱滚滚而来，他的各种欲望急剧膨胀，原先的自卑化作了恶意的报复，人性之恶充分释放了出来。

       宋长玉成为又一个于连，他的不断攀爬的决心和勇气，蔓延在这片土地上。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安止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村办砖厂，如果他的故事继续发展，从80年代一路延伸到当下，会是什么情形？排除人性之善与恶，宋长玉的人生履历提供了一个侧面。其实，两部小说所呈现的各有片面，孙少安的人性之善和宋长玉的人性之恶只是个人性的，如果上升到时代的变迁，人性中的一丁点儿善恶就显得微不足道。殊途同归，成长中的孙少安和宋长玉会找到一个人生的契合点。

       煤矿的特殊存在，支撑起了我们的许多想像。刘庆邦说：“世界有不少写矿区生活的作家，左拉、劳伦斯、沃尔夫，他们笔下的矿区和我们的矿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很多艺术家和矿区有紧密的联系，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画家梵高，南非白人女作家戈迪默，他们都阅历体验过矿区生活。整个世界的矿区都是相似的——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生存的艰辛、劳作的艰苦、劳工之间的矛盾、械斗……我看左拉的《萌芽》，看到他写的矿工——希望出点事，出事就可以停工，就可以休息，跟中国的矿工心态都一样。”

       最近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新闻，第九届华语电影金扫帚奖颁奖典礼举行。凭借《大闹天竺》获得“最令人失望导演奖”的王宝强现身，成为“金扫帚”历史上首位来领奖的一线电影人。

       那个《盲井》中的辛酸少年，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终于“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陷入了滚滚红尘。王宝强也为当代电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或许是独此一个吧，除了他不会再有人通过个人努力，更大的是偶然性的贵人相助而成为持久的话题。现在，徘徊在横店的无数个王宝强，那些林林总总的“路人甲”，梦醒的时候，又进入了新的梦想。

       去年冬天，我到鲁南某煤矿采风，想起刘庆邦的许多小说。我们一行人换了矿工服，乘坐电梯下到400米深的矿井，然后乘坐电车和缆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蜗行，在地下的一个个巷道穿行，到了一个作业面。

       在我的想象中，煤矿生产依旧是孙少平们手握镐头，挥汗如雨，依旧是刘庆邦笔下的忧郁的矿工，辛苦劳动后到地面的洗头房排解忧愁。可是闪现在我面前的是巨大的机器（号称世界领先、国内最先进），不需要矿工用力气去驱动煤块，一层层被铲下的煤进入输送带，缓慢驶向地面。

       矿工服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感，尤其是长筒靴踩在地面上发出的嘎嘎的声音，使人变得挺拔。走起路来不自觉整个身体开始跳跃，自己也成了战士。矿工是最接近战士的一群人，他们战斗在地下，在黑暗中攫取光明。

       刘庆邦对矿工有着深刻印象：“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痛苦一样令人震撼。有人说，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我说，认识中国的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也更具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小说中，王明君对王凤产生了同情，这点同情或许是因为王凤的爸爸是他们打死的，加之回家过年时妻子对他在外的担心，他心底的那点人性复苏回来，所以迟迟不肯把王凤做了，又是带王凤去“成年”，又是请他吃送行酒。但我们可以看到，王明君还是要杀王凤的，他不过是做了一个假顶，准备来次“真正”的冒顶，而不是直接敲王凤的闷棍。之后王失误用镐尖戳死了同伙张，而张临死时要拖着王一起死，然后小说写王把张拖到假顶的下面，自己也站在假顶下面，他嘱咐王凤一定说自己是他的亲侄子，向窑主骗钱，回去好好读书，就触发了假顶，自己也死了。

       为什么王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王凤骗钱的机会呢？是他自己早已厌恶这种杀人嫁祸于事故骗钱的勾当，厌恶自己的这种卑鄙的行为，决心以自己的死为自己害死的人赎罪？或者不是为了赎罪，而是想为王凤谋一笔钱？可是我们看到，如果不是他的同伙和他开试试假顶的玩笑（当时王站在假顶下面），他就不会失手戳死同伙，那样死去的就是王凤，他们继续用那套骗钱的把戏，再去潇洒一番，继续找下一个点子（想王凤和他爹一样的落单打工者）。王明君虽然在过年回来后，心里对“做点子”产生了抵触，决心不再“做点子”了，最多再做一次，拿完钱之后就回家守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好好供孩子上学读书。

       文末一下子就从这样一个由不安心引发的不愿意跳跃到自我牺牲，自我赎罪，太不符合逻辑，何况王明君自己还有老婆孩子，怎么会舍得。可以说，文末王明君的行为语言脱离了文本，是作者想让他这么做，而不是他会这么做。

       电影的结尾是张敦厚先对王明君下了手，可是一棍子没敲死，在他准备打死王凤时，反倒被醒过来的王明君给打晕过去，看到这一幕惊慌失措的王凤跑出了窑洞，昏昏欲倒的王明君似乎想喊王凤带自己出去，无奈王凤跑的太快，随后，窑里开始了“放炮”（用炸药把煤炸碎）。

       ……

       王凤呆呆的领取了赔偿金，离开了矿窑。他可能到最后都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谈情理的话，电影中张和王的“意外死亡”更符合逻辑，而拿到赔偿金的元凤鸣可以继续求学，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平静。但是回到现实的话，元凤鸣一分钱没拿到只好回家却更为真实和可能，老实巴交的元凤鸣会把一切告诉窑主，而知道一切的窑主却不太可能对元凤鸣有何怜悯和补偿。

       这样的结尾或许太刺痛压抑，不适合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