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我亲身经历了45年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并积极踊跃地投身改革大潮，创作发表了大量讴歌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我创作的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在号称国刊的《人民文学》1998年第5期以整本刊物的篇幅隆重推出，我写的报告文学《鹰击长空》获《人民文学》征文大赛二等奖。我也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正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如春风春雨、阳光雨露滋润了我，成全了我，是我由一个深山沟里的放羊娃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圆了我的作家梦。

       从第一次投稿到现在，我已在曲折艰难的文学之路上长途跋涉了50个春秋。50年过去了，我也由风华正茂的少年，渐渐跨入了老年的行列。可我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依然痴心未改，痴情难忘，痴梦难醒。50年来，有不少曾和我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的文朋诗友纷纷改邪归正，回头是岸。有的下海扑腾一番，成了大款；有的踏入仕途，成了党政要员。而我却一头碰到南墙上，宁死不回头、不拐弯。无论我在文学的独木桥上走多远，我都无怨无悔无憾。文学是我生命的需要，更是我人生价值的证明。我的生命只有沐浴在文学的阳光下，才觉得生存得充实、幸福和美好!我常和我的朋友们说：“只要有捞面条吃，不饿死，就要坚守阵地，决不投降!”正像我非常尊敬的汝州籍著名画家鲁慕迅老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求艺之道，半在修炼，半在悟性。修炼者，朝斯夕斯，矢志不移，甘于寂寞，安于清贫，不计毁誉，尽去杂念，作虔诚的艺术信徒；悟性者，乃对艺术真谛的深刻领悟与对艺术规律之深刻把握。”

       文学，是一种充满诱惑的事业，多少人为之欢笑哭泣，多少人为之如痴如醉。我知道：我是一个笨人，也许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让读者认可的好作品，成不了大器。但我仍然像苦行僧一样，心甘情愿地用肉体去撞击有着尖锐的棱角和钉子的文学大门，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后退半步……一切苦的和甜的，我都无暇回味，生活的目标完全集中到了写作上。我写啊写，写了1000多万字的稿件，光退稿、废稿就有1000多篇(部)，全部摞起来，比我的人还要高，比我的身体还要重。我发扬前辈作家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恒心和毅力，一千次跌倒，就一千零一次再爬起来，愿用只有一次的生命去拚、去搏，用只有一次的生命去向厄运挑战，向一切艰难险阻挑战，在逆境中奋进，愿做高尔基笔下那只受伤的苍鹰，宁肯在不停的飞翔中摔死于山谷，也不愿在安乐窝中平庸度日。
       我第一次投稿，是1974年的元月。一天深夜，“滴滴嗒嗒”的军号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我所在的山村搞民兵夜间实弹演习，我也混集在民兵队伍中间，用棍棒当枪支，赤着脚(因当时起床太急，没来及穿鞋子)冲上了长虫山，歼灭了“敌人”，和大部队“胜利会师”。双脚被圪针、尖石扎得血流如注，整个行军线路上留下了一条血脚印。养伤期间，我一口气写下了8000多字的小说，起名叫《一天夜里》，用牛皮纸糊了一个大信封，写上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地址，并剪去了右上角，写了个“邮资总付”字样，又不敢就近出发，只好向老师请假说是家有急事，不能上课。然后避开大路，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径，舍近求远，偷偷跑到离家18里的临汝镇去邮寄。几星期后，一个《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大信封寄到了学校。当我从老师手中接过这个写有我名字的沉甸甸的大信封时，激动得脸热心跳，双手颤抖。心想：《解放军文艺》真好!这么快就发表了我的作品。我左瞧瞧，右看看，竞忘记了打开信封。还是一群同学围了过来，其中一个抢走了我的大信封，拆开后，大声念道：
       郭进拴同志：
       来稿收到，经研究，不拟采用，现退回，望查收。盼加强联系。继续来稿。
       此致
       革命敬礼!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犹如一盆冷水，兜头向我泼了过来。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竟是一纸铅印的退稿条，而一群同学更是拿着那张退稿条起哄哄，讽刺、挖苦、嘲笑，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干脆当着我的面“作家!作家!”叫个不停。一个不是作家的人，被人叫做“作家”，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气得我偷偷跑到抱玉河的柳林里，放声大哭了一场。
       也就在这年农历三月十八，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得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那是个撕心揪肠的日子。父亲从病情恶化起，就不会说话，浑身火炭似的发烧，烧干了心胸腔里的滴滴血汗。那天傍晚，我给父亲注射了一支强心针，实指望他能熬过这一夜。可到了11点钟。父亲眼里突然有了泪水，望着我，嘴张了几张，似乎想说什么，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是我们家的天，天塌了!父亲是我们家的地，地陷了!当时我最小的妹妹才只有一岁半，还不省人世。我那白发苍苍的爷爷也从山北赶了回来。老人家捶胸顿足，失声痛哭：“儿娃!老天爷太不公道了，我还没有死，咋会轮着你哪!老天爷呀!你咋不睁睁眼，让我替儿去死啊!如今，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惭啊!呜呜……”爷爷泣不成声，哭昏了过去。
       父亲从7岁起就开始跟着我老外爷放羊，一辈子吃尽了人间苦，受尽了人间罪，靠着一把羊鞭，供我的4个叔叔、1个姑姑上学读书识字、成家立业。后来又供给我们姐弟读书，一辈子没有享过一天的福，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正当壮年，却显得非常苍老，脸上的皱纹，就像黄土地上的沟壑一样，饱经了风雨，历尽了沧桑……父亲是被活活累死的!
       我读小学和初中阶段，因父亲放的羊群特别大，有200多只羊，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就常常在节假日给父亲帮群。每次出坡。水，父亲总是尽着让我先喝；馍，总是尽着让我先吃；下雨了，父亲就让我躲在石屋里避雨，而他却顶着风雨，追赶着羊群。父亲曾几次口吐鲜血，昏倒在放羊路上，终于积劳成疾，带着遗憾，带着伤悲，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此，我做为我们4兄弟的老大，被迫辍学，接过了父亲的放羊鞭，沿着父亲走了40年的牧羊路，听乡亲们讲他的一个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很多、很多，我想听，又不想听，因为心里边疼痛。山间的小路，密林小溪，都在说，他从这里走过，站过……
       我的家乡虽穷却很美，她古称鳌头，现名关庙，在汝阳、伊川、汝州3个县(市)交界处。她三面环山，抱玉河、鲁沟河在村子正中的老鳖头汇流后，挽小溪，卷流泉，和汝河拥抱，与淮河亲吻着奔腾入海。村北是挺拔俊秀的抱玉山，村东有松青柏翠的白云山，村西有巍峨雄壮的娘娘山，这里风景绮丽，秀色可餐。我在她的怀抱中放羊、读书、赏景、写诗……每天上山放羊时，总是一手拿书，一手拿放羊鞭，稍有空闲就赶紧读书。中午羊在树荫下休息，我就坐在羊群旁看书；深夜放羊归来，就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或者跑到砖瓦窑上，借着人家烧窑的火光读书。后因没钱买煤油，就设法搞了点队里浇地用的重柴油，冬天上冻了，怎么也点不着。于是我就用一把麦秸火把结成冰块的柴油烤化再点着。瞌睡了就打开冰凌荐子，用冷水洗洗脸再写。手被冻得又红又肿，寒风一吹，就裂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子，疼痛钻心。那时候，每天天亮，我的脸上、鼻孔里都被熏得黑乎乎的，像是个黑老包，一咳嗽，就吐出一大口黑痰。每到盛夏之夜，别人都到河边乘凉，而我却冒着炎热的酷暑，躲在小屋里又看又写，浑身汗如雨下，裤衩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就连周围的土地也全被汗水浇湿了。老母亲批评我也不知是存心喂蚊子，还是打摆子要发汗；逢年过节，别人都去看电影、看戏，我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写作。
       那时候，我正当年少，写作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平时不管走到哪里，随身总带着自己用别人用过的废纸装钉的小本子，把一些好的群众语言记录下来，有时听到一些趣闻轶事或看到一些好的细节，就赶紧写在小本上。我四处求教，但凡谁对我的写作只要有一字指点，便甘心三生三世报恩不忘。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自从我深深爱上了文学这姑娘后，就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她的苦苦追求。我平时从来不乱花钱，将零钱一角一角，甚至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买书看。一次母亲给我几块钱让我到临汝镇买双鞋，我却跑到书店买了几本书。钱花完了，就趿拉着烂鞋，饿着肚子往回赶，半道上又坐在路边的桐树下看书，竞忘了时间，一直到天黑看不见了才回家。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缕缕炊烟，声声鸟啼，每一个淳朴厚道的父老乡亲，每一个聪慧灵秀的兄弟姐妹，每一道清冽甘醇的山溪，都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激情和灵感。于是，我写啊写，把稿子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其中有一次就用牛皮纸糊了85个大信封，投出了共计178篇(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故事、剧本等，用一个大包袱包着，背到了临汝镇邮电所，惊得收发员大叫一声：“我的娘呀!你是疯了，一次寄这么多?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种干家哩!”
       稿子寄出后，全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有的人骂我“神经蛋”、“溜光皮”，说我是“做梦娶媳妇儿——想得美!”更有人还当着我的面恶毒攻击说：“就指望你这个神经蛋，还想当作家?哼!怕一辈子连个老婆也混不上，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一些当初曾经支持过我的老师和朋友，看到我投了四、五年的稿，还没有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一篇，也对我丧失了信心，认为我“不是这块料”、“不务正业”等等。有个人还对我三叔说：“他是神经蛋，不行!你劝劝他，叫他安心干活，别胡写乱画了!”可我却决心破斧沉舟，孤注一掷，就躲到红薯窖、场房屋、树林里写，让家里人找不到我。有几次上山割草，我只顾看书、写稿，忘了干活，到了天黑只好空手而回。为此，我的家族召开了专题会议，批判我的“不务正业”，并没收了我的纸、笔，让我重新做人，好好过日子。老母亲为了执行“命令”，曾撕碎了我正写的一篇稿子，还打了我几棍子。我一下子被激怒了，砸了我家的饭锅，还摔了一摞子饭碗。这下子犯了滔天大罪，我的家族组织几位长者，先把我毒打了一顿，然后让我跪在地上，向母亲低头认罪，并表决心，以后永不胡来，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在这期间，由于我的“不务正业”，在三秋大忙期间，扔下工作到县文化馆修改准备参加洛阳地区文艺汇演的剧本，因为我当时是生产队会计，队长和全体队委会研究决定不让我去，我偏扔下账本硬去。队长到大队告了我的状，我的会计职务也被撤销了。更有甚者，有人竟不择手段地拆散了我正相爱的对象。世上道路千万条，惟独没有我的一条路可走。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拿着我卖铝石得的几十块钱，到郑州送稿，想面见编辑，问问为啥不发我的稿?是不是我没送礼?为什么有的写得不如我的稿件都能发?我写得这么好、这么多，一次投寄178篇，难道连l篇都不能发?谁知到了《河南日报》社，人家正下班，一位编辑冷冷地说：“下班了，明天再来吧!”时年正是1978年的初冬，我的钱少，住不起旅社，就在寒风刺骨的街头露宿。半夜时分，巡夜民警把我当坏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先毒打了一顿，又问我要证明，我说没有。问我干啥?我说送稿。问我为啥不住报社招待所?我说没钱，也不认识人。幸亏我带的一大提包稿子证明了我的身份，才被放掉了。回来时，仅有的几块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讨饭，先来到洛阳。当时《豫西文艺》的编辑许桂声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他还编了我写的一首诗，并把我领到4楼的洛阳地区文化局招待所住宿。他刚下楼，人家服务员就拿着票本让我交2元的住宿费。可我手无分文，只好说时间还早，急着回去有事，不住这一夜了。步行来到龙门，天色已晚，只好扒上了一辆拐弯时因会车而减速的大货车。谁知到了白沙街，人家的车拐弯往街里开去，我慌忙往下跳，结果一头栽倒在了路中间，头破血流，一下子昏死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用手掐掐胳膊，还有知觉，便知道自己还没有死。然后坐起来四下瞅瞅，发现装稿子的大提包不见了。这才想起是刚才跳车时被车栏杆拌住，掉在车里被拉走了……
       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干瘦如柴的老母亲怎么也不理解我，把我用心血写成的一大摞底稿统统扔到了火堆里。我不顾一切地扑向火堆，但已经晚了，早变成了一堆灰烬。我捧着纸灰伤心地哭了，一连哭了三天三夜，水米未进……这时，社会上对我的冷言恶语也扑天盖地而来，我简直成了“一小撮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上地干活也没人喜欢和我在一起；队里让承包铝矿，也没人愿意和我一个组，我只好自己和自己一个组。后来我由于遭诬陷，又被拉到全大队的党员、干部学习班上挨批斗，连我起的“志农”的名字，也被人怒斥为“坑农”。我头扬高了，人家说我不服气，让低头认罪；头低下了，人家又说我不老实，让抬起头来叫大家看看……我绝望了，甚至想到了死……然而，我没有死，而是带着这奇耻大辱，流浪到洛阳大路口锅炉厂的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出苦力的小工，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我只有等加班归来工友们都熟睡了，才坐在路灯下奋笔疾书。我发誓这辈子写作如果不成功，就不回家门，宁愿死在外边喂野狗……就这后来也被工头看到了，说我不安心干活，光会胡闹台，结果又罚了我的款，把我赶走了。我从此连这个泥饭碗也丢掉了。我独自来到了故乡的风穴寺，在悬钟阁的墙壁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愁事揪心心欲碎，
       满腹苦水倾与谁?
       仰脸我对皇天呼，
       寒风洒落千滴泪。

       啊!生活，这是个无底的海啊!我受它的累，也受它的福，它让你爱，让你痛苦，也让你幸福。我饱尝了这种又苦又甜的滋味。为了让母亲支持我的事业，我把我打工挣来的45元钱，以一家杂志社的名义，在汇款单上注明“稿费”字样，从临汝县城汇出，当然收款人写的仍是我自己的名字；而恰在此时，母亲也收到了《山西日报》给我汇来的6元稿费，那是1979年12月11日《山西日报》刊登我的文学评论《喜闻“土豆”泥香味》一文的稿酬。母亲有意拿着这新收到的两个汇款单，到人多的地方去“炫耀”，她一边让人看，一边说：“俺儿来钱了!”识字人一看是稿费，纷纷夸赞：“这孩子有志气，成事了!我早看出是块料!”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成功了，得住稿费了，发财了。从此，我娘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什么活也不让我干，让我专事在家写作挣稿费。我到县里参加创作会，娘还给我发路费、做新衣服、烙油馍……在娘的支持下，我的创作积极性更加高涨，省内外报刊上也接连出现了我的名字。每一次发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一阵巨大的喜悦，于是便兴冲冲地买上几本，美滋滋地读上几遍，由衷地感到，搞写作活儿虽苦，滋味却甜。值得提出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县文化馆的《汝水》编辑屈江北老师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合作写了不少作品。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岩浆一样迸发了出来。改革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涌动，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我就接到了县文化馆屈江北老师让我进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的通知，我当即扒上了一辆运煤车，又到临汝镇坐班车到县文化馆报到。那时县文化馆每天为我补贴9毛钱，回去每天给生产队交3毛误工补贴钱换工分。在这次学习班上，我与屈江北老师连续苦战五天五夜，创作出了剧本《抓阄分娘》，我又将这个剧本复写了100多份，手指头都写肿了，然后投遍了全国各地的剧本类刊登，最终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南数十家县以上剧团争相排演，中央电视台曾录相播放。当时填补了洛阳地区省级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央电视台正式播放两项空白。屈老师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娃，我们晚上打通腿睡一张床，写到半夜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翻墙出去花2毛钱买一块锅馈，从中间掰开，一人一半，吃完喝口水，又一口气写到天亮。有时刚躺下想迷糊一阵儿，忽然想到一句好唱词或一个关键字，又紧忙坐起，补写到稿纸上。

       在这次学习班上，我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十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好》的唱词，发表在《临汝文艺》创刊号上，全县不少专业和业余剧团将唱词谱曲后，组织演员深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演出。

       1980年9月，老领导高山、张久益、刘会昌、范振斌等热心的“伯乐”们免试把我选拔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我更是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写作。每天早晨，我总是4点多钟就起床背唐诗、宋词、《古文观止》；每逢公社开会，我就躲在墙角照本上写，领导还表扬我注意记笔记，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其实我写的是小说、散文、诗歌，利用开会打草稿，晚上回到住室誊清寄出去，《风穴古刹，名珠璀璨》、《漫游温泉话今昔》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为了排除干扰，我常常早上吃饭时买两个馒头、提一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写作，一天不出屋门，任别人在外边怎么喊，也不吭声，有的还摸摸我的锁说：“可能又进城或者下乡去了!”后来有几次，我私自到郑州、洛阳、临汝县城参加文学创作学习班，领导有事找不到我，曾几次研究。要开除我这个“不务正业”的“自由主义分子”。是县文化馆的张久益老馆长替我说了公道话：“就是他能写，才让他干文化站的，写作也是正业。不会写、设专长，我们还不要口哩!”这才保住了我这个临时工的泥饭碗。张久益老馆长对我的恩情，我到死也忘不了……
       后来，我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经常写一些通讯报道，表扬乡里领导，并积极配合中心工作。这才取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还不断在一些会议上受到表扬。
       1984年，我挑头成立了临汝镇乡农民笔会中心，办起了《乡音》报，并聘请姚雪垠、苏金伞、何南丁、徐慎等为顾问，还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让这些名家题词、作文，提高《乡音》的知名度。谁知第一期报纸刚印出，便被作为非法出版物没收了。我后又四上郑州、五下洛阳，经请示中宣部、文化部、省、地、市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才又在每张报纸上印上了“内部刊物”字样被批准发行了。那时候，我不怯生，背着报纸到省文联、省文化厅、地委、县委，逢门便进，见人就递上报纸，让人家批评指正。还斗胆给邓小平寄报、写信，并要求他给《乡音》题词，后收到中央军委来信，说是邓主席很忙，没有时间题词等等。原打算拿着邓主席题词，批一个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号的美梦这才宣告破灭。后来，《乡音》创刊号上发表的姚金成写的小说《黑旋风婿》被《文学报》和《河南日报》选载。其他报刊也选载了一些《乡音》上发表的作品。我带着这些报刊到省文化厅让厅长看，彭玮厅长看了这些报刊后，称《乡音》是“全省文化站中报纸办得最好，水平也很高的一家”。省、地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临汝镇视察《乡音》报社。洛阳地委宣传部还把我借调到《豫西报》任副刊编辑。我从第一次投稿，到第一次在省级公开报纸发稿，前后经历了6个漫长的春夏秋冬。写作没写出什么名堂，办《乡音》报却出了大名，不但闻名全省，还参加了全国首届报纸展览。祖国的边疆哨卡、都市乡村，甚至美国的华人协会也纷纷来鸿，盛赞《乡音》。我也因此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还被洛阳地委宣传部请到地委大楼去作报告。当时主持工作的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士信同志也对《乡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亲自写信祝贺。
       办《乡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没经费，我就把文化站的全部家当做抵押，贷了几百元的款，还把工资垫上，印了第1期，随后才这个20、那个50地集资办了起来。我一个人身兼社长、主编、编辑、校对、发行、财务6职，还拉大旗做虎皮地做了一个大牌子，用红漆写上了“乡音报社”几个大字，挂在租来的两间破房子门口。我到开封印报纸，为了省钱，就住到在河大读书的老乡的宿舍里。一天夜里一直在印刷厂校对到凌晨3点，回来时学校前后门都上了锁，只好翻墙，结果被碎玻璃扎得双手、双脚都流了血，幸亏还没被派出所抓住。就这后来在我调动工作时，乡里的宣传委员亲自跑到赞助单位，说：“郭进拴要调走了，你们要向他要回赞助款，不能便宜这小子了！”
       1986年12月，经我的恩师徐慎、王泉水极力举荐，我被借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人事上的是非曲折，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镇、户口在临汝镇、工资关系在文化局、人在文联。可文联编制已满，一时又调不进来。真是办公没桌、吃饭没锅、睡觉没窝。过春节了，我作为勤杂人员到楼下将大家过年的福利、年货领上来，再一一发给大家，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好两手空空回家过年。一连两个春节，我从家里背来了一袋过年剩下的干馍，中午和晚上啃点干馍，好省下时间多写点稿子。白天谁不来了，我就坐在人家的办公桌前看报、写作，人家来了，我就赶紧让座。只有到了晚上，我才能一个人自由自地在办公室写作，往往写到第二天上班，再接着打扫卫生、提开水、正常上班；一次为了赶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只好躲到工人文化宫的乒乓球室，在这里三天三夜没眨一眼，写了18000多字。后来一位文友到平顶山市委党校读书，我就要了他的钥匙暂住他屋。正好我爱人也带着儿子进城来看我，她怕儿子乱跑乱动，影响机关办公，就把他关到屋里，捉住手脚，不让他乱说乱动。一天夜里，团县委办公室被盗，我们住在办公楼上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被审来问去，并要求说清几点几分在干什么?何人为证?此时，又有有来头的人要占领这间房手，不由分说，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把朋友的家具扔到了办公室一角。我和我爱人只好拉着才刚刚几岁的孩子，背着被子，含泪又回到了乡下……
       这期间，县文联张进才主席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写一份《自传》、《工作总结》，并让同时誊抄几份，分别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他的多次奔走、呼吁，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我才于1988年春天，正式调到临汝县文联。我以每月12元的价钱在前火神庙街租了两间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的破房。一次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吴功勋老师到我家约稿，看着我住的阴暗潮湿、四面通风、屋顶露着天的从清末留下来的房子，差点流下泪来。可我就在这间破屋里，写作了4部著作，现已出版了3部。也算我命大，两年后我前脚刚刚搬出这两间破屋子，后脚便四角落地，成了一堆废墟。
在汝州市文联工作的14年里，我编辑出版了38期《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组织了100多次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笔会，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我还几次冒着风雪，在节假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步行到乡下看望作者，辅导创作。我宁愿自己少写、少发，也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发现和培养人才上。在办刊物过程中，因没有经费，我就千方百计想办法，不惜跑千山万水，受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承担千难万险，不怕跑断腿，不怕饿断肠，不怕遭冷遇、给白眼，没有小车，就坐公共汽车、三轮车、骑自行车、步行……一次不行就两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用真情去感化上帝苍天，多方筹资数十万元，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办刊物、培养作者身上，而我自己却从来没有领过1分钱的加班补贴和编辑校对费。我没有职称、没有地位、没有职务、没有金钱，有的只是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我不怕吃亏，不怕受累，为了文学事业，可以牺牲一切。我非常尊重业余作者的劳动，不少稿件，我整整保存了10余年之久。
       1992年，当一批又一批的文人纷纷下海的时候，我也下了海，下到了上海，下到了学海。我这个生在小山村、长在小山村、喝山泉、吃山菜长大的农民的儿子，泪别老母妻儿，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我在书海里遨游，在稿纸上耕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1部长篇纪实文学、1部报告文学集、30多篇散文、评论，总字数达60多万字；还翻阅中外文学名著310部，记读书、听课笔记、日记约70多万字。
       复旦校园风光迷人，环境优雅。每当黄昏时分，一对对红男绿女出出进进；每当周六、周日晚上，我住室对面的舞厅里，彩灯闪烁，舞曲悠悠，那美妙的舞曲撩人心扉，令人神往。可我为了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抵挡着各种诱惑，怕那软软绵绵的音乐把我的魂儿勾走，我就关上住室的门，可那音乐又从窗口飘入，我就又把窗子关个严严实实，再用棉花团堵住耳道孔。天太热就脱去长衣裤，任蚊虫叮咬；困了，就到卫生间用水龙头冲一下再写；夜深了，怕影响同室的几位学友休息，我就用床单隔住台灯光亮，拉灭公用电棒继续写啊写!饿了，就干啃几口方便面再写。我每天为自己规定写3000字的任务，写不完不准睡觉，最多的一天写了13500字，创入复旦求学以来的最高记录。我写啊写，手写肿了，头发写稀了，身子写瘦了，只有稿纸在一摞一摞往长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千辛万苦写了书，又东抓西借、负债累累，自费出书，卖书还债。这不是痴、不是憨，是什么?可咱就是这种人，不怕别人笑话!
       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有巴金、冰心、艾青、曹禺等中外著名的老作家在其中，入会也是非常自豪和荣耀的事，我最珍视中国作协会员证这个小本本。为了在写作上来个突破，我开始了省吃俭用，拼命买书读书。1996年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货，我却在深夜偷偷拿走了妻子准备过年的400元钱，坐早班车来到郑州，两顿没吃一口饭，只留下返程车票钱，跑遍了郑州的大小书店，一下子买了380多元的好书，气得妻子多天不理我。而我却埋头美美地读了一个节假目的书。他们买好吃好喝的，咱买好书读，这叫精神食粮。
       1996年6月，我做为我们平顶山市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出席了河南省第四次文代会；2000年8月又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纪念建会二十周年学术年会暨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2013年12月出席了河南省第七次文代会，2013年10月和2014年10月分别出席了在沙家浜和河南鲁山召开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见了许多文坛上的名流大家，方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讨论会上，我一言不发。我暗暗窝着一股劲，要努力写出一邵无愧于中国作协会员这个称号、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
       1997年我又自费到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学习，接连出版了几部长篇。1999年我到平顶山市湛河治理工地深入生活，原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还指使让人打市长热线，说我贪污腐败，两头领工资。经市长热线调查，是财政拨了我的全年工资，而汝州市文联领导依仗职权，扣发了我的工资，至今仍欠着我4个月的工资。有一段时间，我一家四口人都成了黑人，孩子没户口无法上学，日子过得非常艰难。2000年春节前夕我用卖房子的钱出版了41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湛河大决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0年4月经市长邓永俭、市委副书记邹积余特批，在全省干部冻结的情况下，我正式由汝州市文联调任平顶山市文联专业作家，被任命为市文联创研室主任。2014年3月又当选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现已累计在各级报刊、电台、出版社发表作品2000多万字，其中2014年就先后出版了《赤子情怀》、《观音菩萨传》、《岁月芬芳》、《我的鳌头》、《天龙山传奇》（主编）、《风雨龙潭情》六部文学专著。44年来，我共有198篇(部)作品先后在国家和省、市级获奖。《湛河大决战》被评为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一等奖。
       人生只有奋斗，事业才能成功。回想过去，这倒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能不断地鞭策我奋发努力!44年来，越是受到的打击严重，我写的作品就越多，我把风言恶语变成了写作的动力。正如著名老作家孙犁所说的那样：“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我之所以把自己的笔名叫郭笑，也就是要笑面人生，笔对厄运，笑对苦难，笑别昨天，笑迎明天，笑天下可笑之人，为人民带来欢笑……
       我知道，只有舍得，才能得到；我清楚，我做的很少很少，而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很多很多。探索无止境，我决不满足已取得的一丁点儿成绩，在未来的文学之路上，依然会痴梦不醒；会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永无止息的走下去……

       （郭进拴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