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奥！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贝多芬

       公元1966年。

       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史前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运动。这场运动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中国大地。

       当时的中国，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声讨会；看到遍及机关，学校、厂矿，农村的大字报、大标语；看到身穿着军装、手举红宝书的青年学生的狂热、奔走、串联和呼号；看到突然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看到这些群众组织之间的抗争、辩论、分裂，以至武斗；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冤屈、打击、迫害和摧残。当时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被诬陷为“判徒”、“内奸”、“工贼”，并失去了一切申辩的权利？

冤狱，冤狱，冤狱，一个令人熟悉的心有余悸的字眼，一个缠绕历史时隐时现的幽灵。

       在中国历史上，冤狱神秘莫测，从古至今持续不断，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冤狱发生，无数人蒙受不白之冤，考究这些冤狱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联即国家，“臣民百姓随时会招来杀身之祸，天行常道”，中国历史推演到20世纪60年代，冤狱的幽灵仍在徘徊游荡。

       一句被无知者误喊出的口号会使许多人人头落地。

       将军惨遭杀害。

       元帅被贬。

       共和国主席受辱……

       我的爷爷、父亲也被批来斗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全国抓阶级斗争，揪反革命，批斗地、富、反、坏、右。

       从1966年夏季开始席卷全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的环境赤化风潮。这一时尚的功能，是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为神化领袖、渲染造反气氛造势。

       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第一版，社论《好得很！》）在这种氛围刺激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标语（忠于毛泽东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等）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于是这种风潮，立即蔓延到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居民区和农村的每个角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的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造成红油漆供售的空前紧俏。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每一个角落，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会降临了。这与当时人们对红色象征革命的观念，和对象征力量的精神作用的崇拜（“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无知狂迷，和从众行为（怕当群众的尾巴、宁左勿右）有关。

       一次我正从学校下课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我听到了高音喇叭里广播的歌曲声。先是一个喇叭唱着一首大红颜色的歌，接着便如疯人院传出的千唤万叫样，四面八方都有了广播声，都在播放着口号和歌曲。那歌曲又响又亮，又新又红，歌词儿闪光发亮，字字句句都如从崖上跌入崖下水潭的滚山石，音符儿如丝如绸，闪闪发光，灼灼生辉，每一个都如被歌词砸溅起来的水珠和浪花。于是，我便把我的双耳举在了半空里，我似乎听清楚了从东边喇叭传来的革命歌曲是黑铁白钢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西边传来的革命歌曲是铿锵有力的《拔毒草，嘿，斗黑帮》，从南边传来的是《龙腾虎跃争上游》，从北边传来的是红中含香的《请你喝一杯酥油茶》和汗涩泪咸的《控诉万恶的旧社会》……

       紧接着，一群人高呼着革命口号，手举红宝书，押着几个戴着高帽子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穿街而过。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宝书。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

       那时候，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诗词”：

       您的思想是子弹，

       我的钢笔是枪管；

       阶级敌人狼烟起，

       口诛笔伐让它烂；

       美帝苏修逼边境，

       奋起千均让它完；

       世界人民一条心，

       同仇敌忾震宇寰。

       另一首是这样写的：

       莱茵河畔旭日升，

       伟大理论放光明；

       如刀砍向旧世界，

       似枪响出黎明声。

       白天黑夜有界线，

       先进反动两阵营。

       帝国主义势必亡，

       共产主义寰宇同。

       “狗崽子”是文革中用作对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走资派”……一切敌对阶级的人的子女的蔑称。

       在造反将起未起的初期（1966年夏），官方曾有不许狗崽子造反的规定，以抑制造反的势头（后来被当作“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进行批判）。在揭批走资派的浪潮中，革命干部出身的红五类失去了天然的保护伞，而以此时是否属于被打倒、革命的对象划线。该词流行于文革前期，其实际影响却贯穿了整个文革。此语大量用于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未见于当时报刊；可见中央文革是不主张的，因为不符合打倒走资派的战略目标。但却可以从官方的阶级路线中类推、分别出来。

       既然父母是“狗”（革命、专政的对象），子女在血缘延续上就是“狗”的孩子（生物性），因此也继承了同样的阶级本性、思想感情，就成为了“狗”（政治性）。阶级路线本身就包含了社会歧视，但赤裸裸到把人视为非人，确实是文革的伟大进步。

       “狗崽子”们受到了来自两个生活圈子的同龄社群的压力：学校和邻里。在学校，他们遭到和父母差不多的待遇，被歧视，被批斗、毒打，关押进私设监狱，强迫做苦役，还让他们在父母挨斗时参加陪斗、对他们实行抄家；在邻里，他们被排斥在同龄孩子的游戏、交往之外，受到孤立、冷落，遭到无故辱骂，玩具被抢夺……普遍的敌意使他们丧失了少年儿童赖以成长的宽容环境，性格偏于内向，出现交往障碍，形成程度不同的心理畸型。他们中一部分处在黑七类边缘的人参加了稍晚的造反派红卫兵，主张攻击蜕化为特权阶层的官僚队伍（“新生资产阶级”），以激进的姿态更接近文革的本义，成为走资派的克星。对他们所受的屈辱给予报复。在农村插队落户期间，招工、参军、升学等返城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婚恋时往往只能在身分相当的自己人圈子里选择，如果越出该圈子就会被视为“高攀”，甚至酿成悲剧。

       红五类是阶级路线政策的受惠者。他们被当成“狗崽子”，只是受误伤时的落难。是自己偶然落进了父辈构制的陷井。

       文革后随着阶级路线的政策渐次丧失合法性和效力，这些人或进入大学补课，或投亲靠友出国永别伤心地，或因家族渊源做起了生意，或占据社会上科研、管理的各个重要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有的凭借父辈重新获得的权力尽情享受生活、钻营官场，发财显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再年轻的他们，竟戏剧性地成了被时髦女性追逐的“香饽饽”。

       开斗争会的时候，“红卫兵”坐在椅子上，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同学们唱《我是贫农好后代》，狗崽子不许唱；在食堂红五类先打饭，狗崽子最后打。

       我曾经看到：我爷爷的舅舅，被今日的造反派绑在藤椅上，已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被剃了“阴阳头”，挂着几十斤重的牌子，他的名字用红笔给打了个大“×”儿。牌子上端那粗粗的铁丝吊在他的脖子上，脖子已充满血痂。旁边，一大堆火正熊熊燃烧，那帮“造反派”正在焚烧他用心血和汗水凝聚的珍贵画稿和大批藏书。围观者情绪激奋，不断高喊“彻底埋葬封、资、修”之类的口号。

       “牛头阿傍”、“铁蛇”，本是佛教传说中阴间鬼卒、护法神人的形象。唐代杜牧用它比喻李贺诗文风格的虚幻怪诞（杜牧：“鲸祛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还是一种描写性质的话语；后又被引喻为歪门邪道、阴暗丑恶的东西（《儿女英雄传》：至于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牛鬼蛇神，无般不有），就带有贬义了。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形象。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中，曾习用此语：“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 （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16页）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后来借指右派，如“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20世纪60年代则进一步泛指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3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1966年）》）语义有对象和宽窄的变化，但都是作为负面社会形象出现的指称符号。

       陈伯达1966年5月31日接管《人民日报》，口授、修订的第一篇社论(6月1日)，就是阐明文革目标的《打倒一切牛鬼蛇》。文中该词被用于指称“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爷’”，社论指控这些“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做“资本主义复辟的梦，……制造复辟舆论……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这篇社论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全文刊载，该词便广为传播，流行于文革全过程。作为政治压迫的合理化，是妖魔化，没有那么隐讳、麻烦，而直接是政治宣判本身。

       由于该词本来词义宽泛，未经严格定义，被借作为政治概念，弹性很大，先后经历了许多演变：从最初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很快发展到指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后来主要指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凡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入另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都是。最后蔓延到只要是造反派、当权者不喜欢或认定应打击的对象，无论你的出身好不好，是否做过历史结论，还是说错了一句话，行为作派与众不同……都可以定为“牛鬼蛇神”。它成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对这些人的处理，也像他们罪名的确立一样，随意性较大。因为没有法定的政策界限。轻的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剃阴阳头，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重的被迫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遣送农村落户，注销城市户口，甚至家属亲友也受株连。因为牛鬼蛇神非人，所以可以不以人待之。

       被投入牛鬼蛇神这张天罗地网里的生灵，据统计，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达三百多万件，涉及人数逾千万。[注]进入统计的，都是立过案并有结论的，还有部分未立案、未记入档案的，因此实际人数应当还要多些。

面对“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我的心在滴血。“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我在思索着时代，也在思索着自我。街上的大喇叭里，不断播放着“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语录，可我又在心中“反动”地发问：现在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当我拐过街口，回到我家院子时，看到母亲在“呜呜”地哭。

       “娘，哭什么？”

       “孩子！你爹被拉去批斗去了！”娘哭着把我拉到了怀里。

       ……

       原来是“造反派”来批判我爷爷，找不到我爷爷，就把我父亲押到大队部批判去了。

       我回到家里，见桌椅也被砸了，紫砂壶也被摔了，家也被抄了，东西扔得满屋都是，一片狼藉。

       我这才知道这场运动的来势汹猛，连老实得不敢大声说话的父亲也在劫难逃……

       “批判”一词来源于德语词Kritik（英语criticism）。在康德那里，批判是扬弃和理解、超越（否定）和熔铸（保留），“彻底的检讨、反省”，“独立于所有经验去追求一切知识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它主张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查。其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可以偏于肯定性的，也可以偏于否定性的，或两者兼有；否定性的也可引申为批评、谴责的意思。词性为中性的。王国维译为“批评”，胡适译为“评判”，北京大学胡仁源译为“批判”，贺麟译作“论衡”。后来“批判”成为公认共用的定名译法。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的核心“大批判”，即以权力为背景、倚仗而非以事实、逻辑为归依的政治审判、裁断。“批判”被冠以“大”的词头（政治运动要“大搞”，阶级斗争要“大抓”，生产速度要“大上”，人民公社要“大办”，钢铁要“大炼”——已经成为一种修辞、思维定式），使它超出说理、论理范畴，成了用阶级斗争眼光看待一切，情绪化、非理性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其表现形式是批判斗争（简称批斗）。在基层单位对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批斗，除了乱扣大帽子（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审判，还伴之以辱骂、体罚，挨批者只能唯唯诺诺、丑化自己。在报刊广播媒体上万人同声的口诛笔伐，没有一点杂音。

       作为政治化的话语方式，1966年以前就已经成型、普及，计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1957年）、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批判（1965年）等5次大批判（见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 ——1965年11月29日 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月1日）。有人把它的特征概括为：群众运动，一哄而上，乱拳锤打，践踏说理的基本规则；不顾批判对象的实际，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甚至随意虚构对象文本，怎么耸人听闻就怎么编造；以政治正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敌我界限为判断标准，不用事实和逻辑讲道理，以人划线，权势压人（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1955年定胡风为反革命集团的也是毛泽东）；不容申辩，哪怕顺着批判势头的自我贬损也被认定“假检讨真反扑”，越批判调子越高，必欲打倒为止。

       文革时期十六条把大批判规定为文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斗批改的主要阶段，两报一刊甚至专门发了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1969年8月25日）。并把它确定为文科大学的教改方向和内容。大批判被加上“革命”的定语后，更加恶性发展到打倒一切、以言杀人的地步。虽然语气、措辞、逻辑、分析方法、视角与文革前一样，但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学术转向社会生活，对象指向从官员到历次运动挨整者、普通百姓，战线散乱，到处开花，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本身无人可以幸免。今天批判人，明天被批判。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成为左右大批判方向的神经质主宰。“大批判开路”非常形象地描写了它在当时所起的荒唐作用：为政治上的前面整肃清算提供民意——舆论合法性支撑。《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戚本禹）和姚文元文章（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周扬、陶铸），可入选大批判经典。

       群众性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学术转向社会生活，被暴力化的大批判直接成为政治运动本身，大字报、大辩论、声讨通过电台、传单标语口号漫天飞，高帽子、黑牌、批斗砸烂了党和国家行政机器。天下大乱。甚至形成各说各话的群众性派别组织（大字报、大批判的文斗成为日后武斗的前期准备），看似这一切出于自发，其实仍然是使用着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指责对方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然听命于中央集权——中央文革指示、两报一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联名通令指挥、控制着一切。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时人人过关的斗私随时可以迅速发展到批修，再没有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的明确界限。 咳！这个时代啊！人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鬼呀！

       我真的想不通了……

       父亲在挨批判，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连我家的大门上也糊满了大字报。

       我的“地主儿子”后边又加上了“狗崽子”，我平日的玩伴，也和我划清了界线，见面不理我了。在学校，入团没有我的份儿，参加红小兵、红卫兵也没人要我；大游行、大串联也不准我参加，我成了“黑五类”，被打入了另册。更有甚者，有人当面欺负我说：“你爹是地主！你娘是地主婆！”我哭了一场又一场，我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后来，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干脆就在家里帮爹娘做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这样的日子难熬阿！

       这期间，我的父亲怕连累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和外界断绝了一切来往。

       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所划定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10种人的子女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顶帽子是肯定他们现实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把他们自己和“反动父母”划清了界限，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反倒为其烙上了贱民子女的制度化标记。

       在实际掌握中，任意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的，如把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归侨或说不清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也都划了进来。还有“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式的隔代株连，把祖辈甚至更上代的成分定为子女的成分。他们受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都被排除在外。经农村基层推荐招工、招生后，发现是“可教子女”的又被退了回去。

       虽经多次政策纠偏的敦促，在各种积极分子代表会、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升迁中，都规定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可教子女”的代表，仍然无法落实。无法杜绝歧视现象。因为这是巨大人口压力、资源偏紧条件下，实行阶级路线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红五类优先仍是阶级路线的主流；给出路是有出路才给，没有出路就不给）。如果有谁要认真执行对他们的“给出路”政策，谁就要准备承担被对立面指控为右倾的政治风险。

       这与其说是“给出路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诱饵，即，给一点渺茫希望，诱使你为此做遥遥无期的、扭曲自己的努力，处于上不能上、下不愿下的被悬置状态，苦不堪言；有的“黑五类”、“黑九类”子女为了争做“可教子女”，争取一条出路，甚至做出了对父母、对别人伤天害理的事情（实际成为诱使他们向人格上猥琐、道德上卑鄙堕落的催化剂）。仍然苦无出路。因为他们一是出路极少，如在教育口能上大学的比例仅为2%，而且还不能是黑类中最黑的，如有点地位的右派、被镇压（枪杀）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二是怎样才算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并无一定的标准，可以任掌握评审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而成为执掌权柄者对他们进行勒索（性的如委身，人格的如不断悔罪、做坐探，经济的如行贿）的合法口实，替前者开辟了一条索取个人好处的捷径。

       他们中大多数人比同龄人更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被允许的政治学习，反复为不是自己的过错检讨忏悔，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赎罪、避祸、度日、争取个人出路。对知识的学习，由于他们有家庭养成的环境习惯，有寻找书籍的途径方法，一般也优于同龄人。其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工作、生活消极，放任自流，自暴自弃，早恋成家，甚至被坏人乘机敲诈、强奸、迫害。由于无法通过正当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无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招工失败、失恋等重大人生打击后轻生的，并不鲜见。

       我还被人逼着到批判我父亲的大会上现场揭发批判自己的亲生父亲。我想不通，就跑到我的老师家里放声恸哭。老师开始劝我想开点，说你爹也会理解你来，他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可劝着劝着，我们这一老一少竟然抱头恸哭了起来！

       幸福的人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的童年，就是从一个不幸走向另一个不幸的。

       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殷实的家庭背景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幸福和快乐，相反的是备受欺凌和鄙视。家产被没收，父亲被拉去游街示众，年幼的我在监视下过着凄苦而压抑的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突然被父亲从学校拉回家，毫无思想准备地被迫退学了。父亲给我的理由是家里太穷，上不起。因为那时是推荐上学，“地主”成分的背景已经给我的求学之路判了死刑。

       在经过一整夜的哭闹后，倔强的我决定去100公里外的四叔教书的地方借钱上学。我悄悄从家里溜出去，穿着一双裸漏着脚趾的棉布鞋，徒步二百里之遥奔四叔所在的洛阳郊区方向而去。不知道具体地方，我只是靠直觉沿着铁路旁边的石子路竟自不停的往前奔走着。一整天水米没沾牙，鞋底磨破，脚底磨出了水泡，碎石渣磕碰得脚趾鲜血淋淋。就这样一边问路，一边小跑，直到天黑下来，一瘸一拐的我才走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路程。晚上借宿于好心的老乡家，第二天天一亮就按老乡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行。这一趟没有白跑，本身生活就很拮据的四叔给了我两元钱、两个笔记本、一支钢笔。那几天，全家人担惊受怕，活生生的一个孩子就这样无缘无故不见了踪影。家人拉上左邻右舍，分兵几路，找遍了十里八村，依然杳无音讯。三四天后，当我怀揣着在四叔那里淘来的两元人民币，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火车，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时，父母爱怜与气愤交加，又舍不得下手打我，只是心疼的抱着我恸哭失声。

       少年在我的心里，埋下了坚强与温暖的种子，也让辛酸的父母看到了我强烈的求学欲望。这对于当时我的家庭，是一种近乎渺茫的希望。

       尽管渺茫，但希望终归是希望。为了供我上学，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只能把尊严贱卖给现实——身子单薄的老父亲偷偷的离家出走，开始了背井离乡、沿街乞讨的生活。可以想见，在那个唯成分论的时代，在那个赤贫如洗的岁月，要一碗饭，讨一文钱，会是何等的艰难。老父亲蹒跚的身子和绝望的眼神，成为我日后一种永远无法释怀的痛。

       发现父亲不见了，我的母亲和家人心急如焚。四处打听，几经辗转，才有了父亲的音讯。等我们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人，和当时生产队里的一群牛、驴、骡同宿一圈，旁边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疯男人张牙舞爪。满屋的臊臭和遍地的污水，让我无法相信出现在眼前的这个老人就是自己善良慈爱的父亲。悲从中来的羞愤和相濡以沫的温暖，让我深深的明白，只有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更好的拯救家庭，报答父母，成就自己。

       男人的胸怀是被苦难撑大的。要么在逆境中浴火重生，要么在沼泽里愈陷愈深。我是不幸的，少不更事便经历了太多的乱世炎凉和人情冷暖。但同时我又是幸运的，我从坎坷磨难中学会了坚强，我在生离死别中明白了感恩，我于进退取舍中习惯了寡欲。韩信受辱而成功业，司马临刑再著春秋，大抵不凡总孕育不平，才有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万古传诵。

       显然，我驾驭了苦难，我悟到的太多太多的人生智慧，而今已在谈笑风生中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