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从有中国人在此居住，就有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活动。在早期，主要是山歌一类的口头文学，香港居民中有学识人士则吟诗作文，此属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这些姑且算作香港文学的古文传统。
　　1853年面世的香港最早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登载一些游记及介绍西方文学《伊索寓言》和《失乐园》的文章。1874年创刊的《循环日报》，发表一些谈中国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文章。1900年同盟会创办的《中国日报》面世，其副刊刊登了不少作品，以文艺的形式鼓吹革命。不过，在十九世纪香港作为一个商埠，其文学作品还是以娱乐消闲文学为主。据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一书中记载，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1月出版的《小说世界》及同年底创刊的《新小说丛》，前者发表小说为主，含有反帝反清的内容，诗词多宣传民族独立意识；后者则以翻译欧美小说为主，用的是浅白的文言，虽有沟通中西文化之意，但仍以吸收西方文化为主，该刊的创作小说只有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园写的历史小说《两岁星》，邱氏的文学接近白话，在当时算是一种进步。不过，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香港文学，还是以娱乐消闲文学为主，如数年后面世的《妙谛小说》、《小说旬刊》、《文学研究录》、《双声》等文艺刊物，主要刊登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及侦探奇情之类作品。香港的这一段历史及文学状况，曾被香港学者罗香林教授称为隐逸派人士的怀古时期。所谓隐逸人士，是指那些不满民国共和而避居香港的晚清遗老，（见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 年版，第197 页。）他们一进入香港，便成为香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部分，与香港原有的旧文化势力相勾结，鼓吹复古的观念，阻碍了香港的新文化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之前，香港的文化仍处于落后、保守的状态，震动全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时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坛的影响甚微。在当时的香港文坛，国粹派占据了主流，连港督本人也亲自鼓吹“整理园故”。香港老作家侣伦曾著文概括这一时期的状况，“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学。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师重道’和攻读四书五经以保存‘国粹’；看见有人用白话文写什么，便摇头叹息‘国粹沦亡’，对于孔圣人简直是‘大逆不道’。在这样混沌情形下，新的思想、新的文化要想渗进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侣伦：《向水屋笔语》，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页。）
　　香港新文学的萌芽，大约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尽管此时旧文学仍占据香港文坛的正宗地位，但是“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仍对沉寂的香港文坛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并开始吸引一些作家和文艺青年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开始尝试白话文写作。与此同时，一些文艺刊物如《双声》、《妙谛小说》、《小说星期刊》等，也开始纷纷刊登白话或半白话文小说以及白话新诗，新文学的进入使早期香港文坛出现可喜景象，香港文学从此开始进入文言与白话之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也预示着香港新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1927年以后。北伐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遭受毁灭性打击，盘踞香港的国粹派等旧文化势力也纷纷偃旗息鼓，作鸟兽散。同时，国内新文学运动得到空前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新文学社团的文学作品渐次流入香港，对于香港文坛和文学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1927年2 月，鲁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在香港作了题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鲁迅的演讲，一方面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一方面对外国企图利用中国的旧文化以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予以毫不留情的揭露。鲁迅在香港的活动，无论对于已初步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熏陶的香港文学青年，还是对正处于文白消长、新旧交替的香港文坛，都是一次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促进。
　　1928年8 月，由张稚庐主编的《伴侣》杂志创刊，这是香港第一本纯粹的新文学刊物，标志着香港文学新时期的到来，该刊主要刊登较为成熟的白话文作品，内容活泼健康，形式短小多样，风格别致清新。杂志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等，大陆的著名作家沈从文、胡也频等也为它写过稿。由于销路不佳，经济拮据，《伴侣》杂志于1929年1月停刊，之后，《伴侣》的一些主要撰稿人结伴组织了香港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先后出版《铁马》和《岛上》杂志。1930年前后数年，有十几种文学期刊陆续出现，如《小齿轮》、《今日诗歌》、《春雷半月刊》等，但这些期刊因创办者思想准备和经验不足，故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便停刊了。1933年，由南国出版社出版、梁国英药局支持的《红豆》杂志面世。《红豆》生存了两年多，兼容诗、小说、散文、评论等文学品种，图文并茂，而且还出了许多西方文学专号，大力介绍西洋文学。《红豆》在当时成为深受香港读者喜欢的杂志。
　　1927年至1937年，是香港新文学发展的开拓期，其文学创作较为稚嫩，结构简单，艺术技巧粗疏，文字半文半白，或是“放脚式”的白话文。在诗歌创作方面，显得过于直白，缺乏艺术性和美感。在小说创作方面，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对香港新文学作家影响甚巨，其创作传承了创造社作家的伤感情调和欧化倾向，有些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对形象塑造和白描手法的运用渐趋自然和熟练。其代表作有平可的长篇小说《锦锈年华》路易士的诗集《行过的生命》、张吻冰的《重逢》、《粉脸上的黑痣》、黎觉奔的《VIOLIN之死》、陈灵谷的《雪莲之死》、谢晨光的《在灯光通明的时候》等等。总之，开拓期的香港文学在走完了一段复杂而艰辛的转化路程之后，完成了其历史性的跨越。
　　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坛，本地青年作者如谢晨光、张吻冰、岑卓云、侣伦等渐露头角。到1937年抗战之后，大批的内地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艺浪潮中顿然失色。抗战时期，内地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惟有香港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一块安静的乐土。于是，许多内地作家纷纷南下，一时间，香港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批南下作家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暂时寓居或把香港作中转站的，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胡风、徐迟、端木蕻良、周而复、欧阳予倩、施蛰存、杜埃、陈残云、袁水拍、戈宝权、郁风、楼适夷、叶君健、骆宾基等等。他们或者带着任务来香港，或者通过香港往南洋各国，或者以香港为中转站到内地各抗日根据地去。
　　二是部分作家虽也是暂时寓居，但居留香港的时间相当长，而且创作了很有影响的作品。如茅盾前后三次来港，居住近三年，创作有《腐蚀》、《锻炼》等。戴望舒在港超过十年，著有诗集《灾难的岁月》等。另外，还有夏衍、萧乾、杨刚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三是由暂时的寄寓转为长期定居，并且在香港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如许地山在香港创作了中篇小说《玉官》和《铁鱼底鳃》，萧红则写就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这类作家在香港的活动与创作，不仅是他们本人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香港文学的组成部分。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南来作家和本土作家纷纷撤离香港回到内地。抗战胜利后，不少香港本地作家回归故里，重拾笔杆。不久，内战爆发，1946年至1949年间，香港又一次成为内地作家的避风港，同时也成为一些作家宣传其政治思想的自由港
　　.内地作家两次南下香港，开展并参与了各种文化活动。
　　经楼适夷与许地山、戴望舒、简又文等合作筹备，于1939年3 月26日宣告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这是香港文学前三十年中，存在时间最长、最具规模的新文学社团，其《成立宣言》强调会员“必须变更过去留港同人们各自为战的方式，而是归于全国文协的旗帜下，立刻团结起来”，向国内外宣传抗日。分会根据总会“一切在坚持抗战”，“加紧团结、共负事功”的宗旨下开展一系列有意义的工作，如成立“文艺通讯部”、举办“八月文艺通讯竞赛”、文艺讲习班活动，还开展“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大论战等等。根据总会“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方针，分会动员在港作家努力创作，并提供发表园地，使香港这一时期的文学品种繁多，佳构连篇，呈现蓬勃繁荣景象。另外，在港作家还积极参与“民族形式”、“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并于1939年7月召开了通信文艺座谈会，从而使香港文艺界的思想和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此段参引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南来香港的作家、文化人在港期间，积极创办文艺刊物或主持报纸副刊。影响较大的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1938年创刊）、茅盾、叶灵凤先后主编的《立报。言林》（1938年4月创刊）、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8 月创刊）、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193 8 年6 月创刊）、陆丹林主编的《大风》（1938年3月创刊）、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1941年6 月创刊）以及夏衍主编的《野草》等。这些文艺刊物及报纸副刊为本港及外来作家提供了发表园地，香港文坛呈现蓬勃的景象。
　　内地作家在香港的文学活动和创作，是他们在内地的文学活动与创作的延续与扩展。数以百计的内地作家，先后在香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艺活动，对香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培植和促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并给香港文学带来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在香港文学史册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如侣伦、夏易、舒巷城等人的创作受到“五四”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作品中的“载道”意识甚浓。
　　在香港文学的萌芽期和开拓期，大批作家两度南来，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驱散了笼罩于此的封建旧文学氛围，使香港的新文学园地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许地山、萧红为香港新文学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香港成了他们的安息之地，他们在香港创作的作品也成了香港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许地山（1893-1941 ），笔名落华生，原籍福建龙溪。他是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3年赴美国留学，次年转入英国留学，学成回国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
　　1935年，经胡适推荐到香港大学任教授兼中文学院院长。作为一名具有新思想、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许地山在提高香港的民族文化教育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来到香港后，他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第一线，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他出任会长。许地山因劳累过度，不幸突发心脏病，于1941年8 月4 日去世。
　　许地山早年的小说（如《命命鸟》、《缀网劳蛛》）宗教气息相当浓厚，他来香港后的创作中，也渗入了宗教意识。小说《玉官》的主人公玉官年轻时守寡，后皈依了宗教，并当了传教士，她对中国的传统宗教习俗同样奉若神明，外出传教时除了携带《圣经》，还不忘备一部《易经》。在主人公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融合。许地山的《铁鱼底鳃》则是一篇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小说，主人公雷先生是位老科学家，不幸生在乱世，虽有一肚子学问，仍逃不脱失业的厄运。他怀着满腔报国热情，潜心研制出一艘具有神奇的性能的潜水艇模型。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昏庸，雷先生的这项了不起的国防科学发明却得不到支持，报国无门的雷先生只能仰天长叹。这是一篇带有科幻色彩的作品却又是一篇犀利的“干预生活”之作，许地山一向重视儿童教育，他还于百忙中挤出时间为香港《好儿童》杂志写过几篇儿童文学作品。他在《桃金娘》这篇童话中塑造了一个勇敢正直、不向命运屈服的小女孩桃金娘的形象，作品通过桃金娘的高尚行为教育小读者：“嫉妒”是害人的魔鬼，要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去开创美好的未来，面对困难不要畏缩，要鼓起勇气去战胜它。在战云密布的艰难时世，日理万机的许地山拨冗创作童话，不仅体现了他对儿童的爱心，也表明他对抗战必胜和对祖国未来充满信心。
　　萧红（1911-1942 ）本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自幼喜爱文艺。1930年，为了反抗父亲包办婚姻而逃离家庭，备尝生活的艰辛。1932年起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35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40年1月，萧红自重庆出发辗转来到香港。她南来香港是为躲避战乱以便从事写作，同时也想藉此摆脱感情上的困扰。萧红在香港期间健康状况一直不好，但仍坚持写作，并积极参加文艺界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1月24日，她因肺病、叫喉病并发不幸病逝于香港，去世时年仅三十岁。
　　萧红在香港的两年时间里，克服病痛，创作了一批重要作品。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萧红创作后期的一部力作，小说中的呼兰河小城是一个典型环境，那里满目的凄凉景象和人们都触目惊心的麻木心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作品深刻剖析了北方农村令人窒息的迷信和愚昧，在冷酷而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淫威下，生机勃发的年轻人被扼杀，小团圆媳妇被活活逼死，而面对这些惨剧时，芸芸众生显得那样冷漠。这部小说在艺术上颇有特色，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却没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也没有设置完整的故事情节，在处理故事、场景，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了类似散文化的笔法。1946年，茅盾在为这部小说写的序中称，它有“一些比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些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使你眩惑。”《马伯乐》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虽说没有完稿，但作在对战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形象描绘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小说主人公马伯乐是一个缺乏崇高理想、灵魂空虚、怯懦苟安的旧知识分子形象。作品从抗战前夕马伯乐偕家眷逃难起笔，由青岛至上海，由上海至汉口，再由汉口至重庆，一路上备尝艰难，出尽洋相。一遇危难便六神无主，束手无策；危难一过立刻忘乎所以，先后判若二人，这成了马伯乐的性格特征。《马伯乐》在香港报上连载、刊载至第二部第九章时中断了。刘以鬯曾指出：“青岛、上海、汉口与重庆，都是萧红熟悉的大城。萧红以这四座大城作为《马伯乐》一书的背景，是可以满意地表现出抗战前夕与抗战期间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如果萧红能够将《马伯乐》下篇也写出的，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必定会对这部意义深长的讽刺小说予以较高的评价。”（引自刘以鬯《萧红的〈马伯乐〉续稿》，载香港《明报月刊》总第144期，1977年12月号。）萧红在香港期间还创作了《后花园》、《小城三月》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取材于作者儿时在故乡的生活，不同程度地带有自传色彩。在香港文化界举办“鲁迅先生60诞辰纪念”活动中，萧红还写了一出名为《民族魂鲁迅》的短剧，用虚实相间的哑剧形式来展示鲁迅的精神风貌。
　　侣伦，原名李霖，又名李林风，广东惠阳人，1911年9 月出生于香港九龙。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回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侣伦是香港文坛早期新文学创作的元老之一。1926年，侣伦首以《睡狮集》为题，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发表新诗多首，与此同时，其小说、散文也相继在当时的新文艺刊物上出现，从此侣伦开始其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1928年8月，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新文艺期刊《伴侣》创刊，侣伦成为其主要撰稿人。“侣伦”便是他1928年发表小说《殿薇》、《O 的日记》时所用的笔名。
　　1929年，侣伦首先与一群新文学朋友组成“岛上社”，这是香港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侣伦与同人们谈写作，提倡新文学，向香港旧文学势力展开批判。这个文学社团在当时十分活跃，很有影响力，尤其是侣伦，他主编文艺副刊，参加茶话会，联络文艺界朋友，堪称当时香港新文坛的旗手。1929年，侣伦与同人创办的《岛上》，接着创办的《铁马》，这是比《伴侣》更具文艺气息和时代色彩的杂志。1931年以后，侣伦先后编辑过《南华日报》的文艺副刊、《新地周刊》、《华侨日报》的《文艺周刊》，还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南风》、《激流》、《诗页》、《今日诗歌》等。侣伦注意培养文艺新秀，在他编辑的刊物上重视发表新人作品，有力地促进了香港新文学的发展。香港沦陷后，侣伦被迫去大陆，到广东紫金县当小学教师，生活颠沛流离，但他仍坚持创作，并写出了中篇小说《无尽的爱》。
　　在香港文学开拓期，作家生活处境异常艰辛，侣伦却坚持不懈，无比执著地进行新文学创作，先后创作了散文集《红茶》；小说集《黑丽拉》、《无尽的爱》、《永久之歌》；长篇小说《穷巷》；电影剧本《情深恨更深》、《谍网恩仇》等。这些成果成为香港新文学的第一批收获。1955年，侣伦自办采风通讯社，并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恋曲二重奏》、《特殊家室》；中篇小说集《三颗心的男子》、《都市风尘》、《佳期》、《暗算》、《伉俪》、《彩梦》、《残渣》、《旧恨》、《错误的传奇》、《爱名誉的人》等以及多部散文集，1988年侣伦辞世。\；在香港文学史上，侣伦是占有重要一席的作家，有“贯穿香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第一人”之誉。他从事文学活动长达六十余年，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创作的《黑丽拉》、《无尽的爱》、《永久之歌》等小说集在香港和内地就大受欢迎，并畅销东南亚一带。侣伦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从不创作低级庸俗的作品。《穷巷》是侣伦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构思严谨、形象鲜明，情节富于戏剧性，其中交织着真诚的爱和刻骨的恨，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穷巷》的出现，标志着香港文学已经日臻成熟，并已取得了辉煌成就。
　　《穷巷》写于1948年，最早连载于夏衍主编的香港《华商报》文艺副刊，1952年由香港文苑书店初版。小说描写了一群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卑微者”的悲苦生活。其中有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有遭到蹂躏而轻生的少女，有走投无路的失业青年，有收入微薄的教书匠，有收买破烂的人。他们萍水相逢，殊途同归，共同组成一个“穷家”。他们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苦苦挣扎，但在迫租、失业、失恋的重重打击下，无法生活下来，这个“家庭”最后被迫走向崩溃。小说形象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后香港现实生活中的混乱、严酷和社会的不合理。
　　《穷巷》结构严谨，描写细腻，矛盾斗争犬牙交错，“家庭”内外的矛盾相结合，历史的矛盾与现实的矛盾相糅合，环环相扣，人物命运层层推进，高潮迭出。《穷巷》中的人物已经从梦幻状态走向现实生活，情感描写也从男女间的纯爱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这标志着作者创作艺术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作者创作倾向上的变化，是香港文学史上一部有历史意义的作品。
　　侣伦同时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散文作家，其散文文字简朴醇厚，意绪委婉，感人至深。
　　黄谷柳（1908-1977 ），原籍广东梅县，出生于越南海防市。年轻时到香港谋生，曾参加侣伦组织的新闻学社。抗战前后，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小说。1947年至1948年，他在香港报刊陆续连载三部中篇小说，《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这三部内容相连贯的小说后辑成一册，取名《虾球传》出版。《虾球传》可谓香港社会写实小说的奠基之作，同侣伦的《穷巷》曾被誉为香港文学早期创作的“双璧”。黄谷柳的《虾球传》，写了流浪少年足球闯荡江湖，从一名黑社会的“马仔”，历尽艰险，逐渐醒悟，最后参加革命，成长为一名游击队故事。作品人物真实可信，没有脸谱化和标签化的痕迹，充分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虾球成长的曲折道路，黑社会坏蛋鳄鱼头在某些地方所流露出的残存的人性，都深刻地显示人性的矛盾多面。作品的地方色彩十分浓烈，正如茅盾所评，它“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