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笼罩生命永恒的魅影，也成为文学中幽深而纷繁的意象，承载着人类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作为一位在“生命的悲哀海”里低吟浅唱的歌者，郁达夫深切地关注着人生永恒的苦难，并执著地把悲剧性的生命体验形之于笔端。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死亡在郁氏的妙笔下呈现为“明月不归沉碧海”的幽丽悲怆，幻化出奇美绝伦的魅影。

 

　　一

 

　　郁达夫对死亡有“特殊”的偏好，他认为“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性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郁达夫：《在文艺鉴赏上之偏爱价值》，见《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91页。。综观其全部40余篇小说，涉及死亡的约占一半，无怪乎他坦言：“世人若骂我以‘死’为招牌，我肯承认的。”郁达夫：《写完了〈莺萝集〉的最后一篇》，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

 

　　郁达夫的小说世界中活动着的是一群“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他们沦落在愁云惨雾里而不能自振，动辄萌生自杀的意念，甚至付诸行动。在郁达夫大量描绘死亡的篇目里，除去《银灰色的死》中“他”醉酒后疾病突发倒毙街头，《微雪的早晨》中朱儒雅最终送命于庸医的误诊等少数几例意外引发的死亡，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主动选择放弃生命。他们或在“四海一身、落落漠漠”的境遇中万念俱灰而起意自杀，例如病中而失意的“我”在百般愤懑中邀请看护妇一起“寻个情死”(《胃病》)；或在无情现实的逼迫中借自杀摆脱生存苦难，远离乡土的海外学子就是在异国的冷遇与侮辱中窒息而死(《沉沦》)。在苦难的威逼挟裹下趋向于自杀的同时，零余者们却又表现出直面生活的勇气，否定和抗拒着死亡。学成归国却生计困顿的知识分子“我”虽几度徘徊求死，终于又振作精神在社会努力寻求立足。

 

　　自杀的方式多种多样，而通过以上小说的梳理我们发现，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蹈水作为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只身负笈日本的留学生“他”不甘沉沦而绝望蹈海(《沉沦》)；归乡而未能衣锦的文朴坦言愿意“于月白风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与的海上”(《烟影》)；屡屡失业的“我”也是无奈地在黄浦江边徘徊求死，弱小的妻子则不堪重负投水自沉(《莺萝行》)。

 

　　一个个美好堪怜的生命都交付于茫茫大水中，郁氏对零余者命运的安排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蹈水自杀构成了小说世界里亦魅亦幻的死亡图景。

 

　　二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卷首指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是否值得，将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回答。”弗·约斯特：《自杀：文学主题的诸要素·小说的艺术》，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3、254页。“自杀的动机——无论在心理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往往都被溯源于孤独、遗弃和厌倦。”弗·约斯特：《自杀：文学主题的诸要素·小说的艺术》，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3、254页。不管是“他”、“我”还是“于质夫”、“文朴”，每一个零余者都是五四时代徘徊于无路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在社会动荡、价值裂变的历史际遇中深陷孤独、漂泊的精神困顿，极度的生命焦灼和文化焦虑使他们在“生”的现实中饱尝悲苦，为了维护身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明月不归沉碧海”，主动放逐生命。

 

　　尖锐的生命冲突是零余者沉沦在悲哀海里、慨然赴死的首要因素。五四是“人”的发现的时代，人的欲求和价值被理解和尊重，从千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而觉醒的知识分子却发现，光明不过是“径一周三”。他们想张扬自我却遭遇现实的扼制，想振作生命却面临社会的放逐，想反抗但缺少心力。不管是沉沦的学子还是落泊的文人，不仅生命的意义得不到确认，连最起码的生存本能都难以保障。

 

　　《沉沦》是郁达夫前期小说的代表作，主人公是身处异国的留学生，“交游离绝，孤冷得几乎到将死的地步”。他渴望情感的慰藉，在日记中热烈地呼唤：“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夫’，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所有，我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弱国子民的身份让他在异性面前倍感屈辱和绝望，在痛苦中酒后狎妓，醒来后“他摸摸身边看，乘电车的钱也没有了”，经济上的困窘使长期的精神压抑激化，他终于不堪生命的重负而纵身投海。

 

　　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遭遇到的依然是“碰壁、碰壁、再碰壁，刚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却又永远地踏进了并无铁圈的囚牢”。《莺萝行》中我“一踏入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跟前来”，然而我不愿“为一点毫无价值的虚名，几个不义的金钱，要把良心拿出来去换，要牺牲了他人作我的踏脚板”，结果正如《蜃楼》中陈逸群的哀叹：“可是到了这中国的社会里，你这唯一的自我发现者，就不得不到处碰壁了。”“我”屡屡失业，无力供养妻儿，在生计困难和精神绝望的双重压力下，黄浦江黝黑的江水几度吸引我拖了沉重的脚去寻个解脱，而妻子却做了替社会赎罪的羔羊凄然投水。

 

　　零余者们无力反抗社会的凌迫，更无法应对时代的滔天浊浪，只能哀叹在“到处有陷阱设伏的现在的中国社会里，当然是没有生存的资格的。”“世纪末的思想家说：——你要发现你自己，自己发现了以后，就应该忠实地守住这自我，彻底地主张下去、扩充下去。环境若要来阻挠你，你就应该直冲上去，不能含糊，这才是人的生活。”郁达夫：《蜃楼》，见《郁达夫文集》第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71页。零余者正是秉承这种信仰，在我们的自我世界中，绝不妥协，不惜拼却性命而不向环境屈服。《莺萝行》中，“我心里想我自家若想逃出这恶浊的空气，想解决这生计困难的问题，最好唯有一死”。自杀，彰显了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是生命自觉意识的体现，同时也是对黑暗现实压迫美好生命无言而又无奈的控诉和反抗。

 

　　郁达夫说过：“人之自杀，盖出于不得已，必要精神上的苦痛，能胜过死的时候的肉体上的苦痛的时候，才干的了的事情。”郁达夫：《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见《郁达夫文集》第八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93页。零余者都是在极度的精神苦痛中才走向死亡之路的，尖锐的生命冲突是原因之一，而裂变的文化语境中价值失据后的无奈和焦虑是其精神陷入困顿的深层原因。

 

　　长期负笈东瀛，郁达夫脱离了原来的文化语境，像被搁置在孤岛之中。他曾在自传中写道：“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东西文化的交锋融合，旧有的文化失序，使郁达夫沦落为“文化边缘人”，灵魂漂泊无所依傍。而身体的漂泊又加剧了心灵的漂泊，少小离乡，由富春江到东瀛，回国后在上海、北京、浙江各地间因生计而奔波，无怪乎郁氏在《一封信》中叹道：“运命的使者把我从母体里分割出来以后就交给了道路之神，使我东流西荡，一直漂泊到了今朝。”

 

　　《沉沦》中蹈海的“他”少年起便身处异域，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全面确立的时期，脱离了故土的文化语境却摆脱不了浸染在骨子里的文化神韵，而又无法融合到身处的资本主义文明中。于是在红尘软舞的东京，“他”宛然成了文化的孤舟，焦虑而绝望。“他”一方面在张扬欲望和性爱解放的现代话语中欲情勃发、本能觉醒，一面却因窥浴、自渎而自我谴责，深受传统的伦理道德影响。当他酒醒后发现自己身处妓馆，更是痛责自己“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其实这是传统的立言立行的价值理想破灭之后的绝望，最终对自己的生命价值作出否定的裁决，留下“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的生命追问。《蜃楼》中借陈逸群之口抒发了零余者文化漂泊的心灵焦虑：“第一不对的，是既做了中国人，而又去受了些不彻底的欧洲世纪末的教育，将新酒盛入了旧皮囊，结果就是新旧两者的同归于尽。”

 

　　“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4页。重重的死亡魅影展示了一群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浊流里所遭遇的生命的痛楚与孤寂，灵魂的漂泊与挣扎。蹈水自杀是对生命价值落空无言的反抗，是自我理想实现的一种方式，“向暧昧的世界的无意义性边界所发起的一次最后冲击”刘晓风：《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三

 

　　郁达夫以“自叙传”小说蜚声于文坛，总是把强烈的生命体验灌注于小说创作，生活和艺术高度相融。在小说世界里，自我的载体——零余者往往自伤自悼终而自沉于水；在生活中，郁达夫也常有投水的冲动，他的日记中反复记载着他在失意和绝望中每每产生跳黄浦江的想法，他曾说：“……所以一般神经过敏的有思想的青年，流入于虚无者，就跑上华严大瀑布去投身自杀……”《郁达夫文集》第五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我们可以将此看做他的自况。由是观之，郁达夫的心灵深处潜隐着向水的“情结”，水成为他逃避污浊现实的生命栖所，蹈水是他在外界环境仄逼下审视自我、把握世界的方式。

 

　　作为人类文化中最重创造活力的意象符号，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和美学意蕴。水的文化气脉源远流长，瑰丽的上古神话多与水息息相关。“女娲补天的神话，看似情景纷繁，实际上只是一个洪水为灾，女娲用种种办法诛妖除魔、湮塞洪水的故事。”夸父与日竞走，饥渴难当，饮尽黄河、渭河之水，最后还是“道渴而死”。临水、观水向来是世人钟情的雅好，自古便有借水感叹世事的传统，水具有时间、相思、愁绪等多种象征意蕴，孔子驻足沂水，油然而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感叹；王羲之、谢安等一代名士雅集兰亭溪边，煮酒作赋，方成就世代流传的一段“兰亭佳华”。水还具有超脱世俗的神秘色彩，成为灵魂的安居地和避难所，是人类梦想中的“桃花源”。所以，周游列国的孔子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打算；所以，“所谓伊人”，是“在水一方”的。

 

　　追溯水文化的渊源，无法超越屈原这座民族精神史上的丰碑。水对屈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成就了《山鬼》、《湘夫人》等文辞绚烂的华章，而且汨罗江畔华美恣意的一跃更是为世人留下了永恒的生命价值追问。在纷争动乱的现实中，屈原艰难地在理想之途上求索，坚守信仰，“虽久死而犹未悔”，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以有限挑战无限的精神典范。两千年后的又一个乱世，又一个伟大的灵魂受到神秘水域的蛊惑，投水自沉，而且时间选在端午前夕，他就是王国维。其友人陈守谦在所作《祭文》中问出了世人千古的疑思：“呜呼！君何为而死耶？君何为而自沉以死耶？又何为自沉于裂帛湖以死耶？更何为而必于天中节自沉裂帛以死耶？……”

 

　　屈原之所以“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是不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王国维在投水前夕，与友人闲谈时无意中泄露“天机”：“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郁达夫也借一个零余者之口陈述心曲：愿意于“月白风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与的海上”。毫无疑问，王国维和郁达夫都响应和接受着屈原身沉于水的精神感召：不忍清白久居浊世。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李泽厚：《古典文学札记一则》，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6669页。。梁启超则宣称：“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死作出发点。”梁启超：《屈原研究》，见王速常选注《梁启超诗文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16页。屈原以死维护峻洁的人格和高远的理想，虽悲怆然壮美，“烟波终身”的天启一直召唤着历史长河中求索流浪的灵魂。

 

　　劳伦斯·A　施奈德说：“每个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自己所需要、所理解的屈原。”郁达夫饱览典籍，深受屈原影响，高远的理想抱负与峻洁的人格志向都与屈原有诸多相通之处。五四是一个新旧交替、价值裂变的时代，国家风雨飘摇，中西文化急剧交锋融合，而现代意识的觉醒加强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知识分子处在徘徊于无路的迷茫中。

 

　　郁达夫身处这样一个暗流汹涌、价值失序的时代，加之个性清高而无力脱俗，才情四溢而难遇伯乐，孤高傲世又近乎偏执，与屈原有着特殊的精神遇合。郁达夫屡借屈原之杯浇自家之块垒，自言“夜雨空斋读楚辞”(《无题》)，“年来下酒爱离骚”(《杂感八首》)，对屈原自我放逐生命的壮举更是感叹追慕。“云树他年梦，悲欢此夕餐；且将杯酒尽，明日路漫漫。”郁达夫：《东渡留别同人，春江第一楼席上作》，见《郁达夫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页。这是郁达夫东渡日本前的送别宴上即席所作，末句化用《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对未知前程的茫然；“亦有宏才难致用，可怜江水不曾清；明朝倘赴江头死，此意烦君告屈平。”郁达夫：《客感寄某两首·二》，见《郁达夫文集》第十卷，第152页。现实的黑暗让郁达夫感叹“世人皆浊我独清”与屈原“心有戚戚焉”，抒尽怀才不遇的愤慨；“士生季也多流窜，湘水何当赋大招”郁达夫：《岁暮感愤》，见《郁达夫文集》第十卷，第213页。，郁达夫以屈原自况，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末世中想振作却遭遇社会放逐的哀痛；“文倘有光真怪石，足如可析是芳薪；但工饮吠犹能活，尚有琴书且未贫。/芳草满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灵均……升沉不用君平卜，己办秋江一钓竿。”郁达夫：《采石矶》，见《郁达夫文集》第一卷，第210页。屈原在此一改往日诗中的激越悲壮，摇身一变为淡淡然徜徉于芳草间的隐士，郁达夫在穿越了“悲苦的地狱”之后，心灵向空灵处逃遁，秋江钓竿的悠然遮去了屈原烟波终身的昂扬，归隐的意趣在诗中毕现。

 

　　水也是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原型，“水这个原型性象征，其普遍性来自它的复合的特征；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此水既象征洁净又象征着新生命”威尔赖特：《原型性的象征》，见叶舒宪：《神话——原型批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页。。荣格认为，每一个原始意象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水在人类的精神历程中象征洁净与新生的无意识积淀，使有着峻洁追求的高贵灵魂天然地受着清白水域的吸引。

 

　　千年前的冯梦龙给我们留下了一袭清波的玄思。他在《范笏林》里记述了书生范笏林与烟花女子杜生的爱情悲剧，范身死，杜“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冯梦龙叹曰：“与其死于浊手，不若死于清波也。”真是一语道破玄机。

 

　　尼采说：“自杀的想法是一副强大的安慰剂，靠这副安慰剂，人们成功地度过了一些罪恶之夜。”尼采：《善恶之彼岸》，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72页。屈原和王国维都被绝望攫得太紧，没有走过那些黑暗的日夜，而郁达夫虽一度沉沦在“无限的悲哀海”里欲渡无舟，却最终完成了对两位先哲的超越，给我们留下了言语不尽的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