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在通俗的意义上讲就是把在现实生活和想象生活中所发生的散乱的事情，用话语组织成具有逻辑联系的故事情节的过程；而叙事结构其实就是原初材料进入话语的途径，即它们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进情节之中；某类原初材料总是以比较固定的言说方式进入到话语表达之中，这就形成了叙事模式。文学话语中出现主导性叙事模式的现象，是人们集体潜意识的范型化表达，是文学叙事内容和方式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诉求的规约下，所作出对某种文化表意功能的共性选择。“十七年”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几大普泛性叙事策略，就是两性私爱被组织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阶级解放的宏大事业之中不同的具体方式。它们是在战争式的文化语境中，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建构属己的文化价值偏爱，将两性私爱的原初实然状态转换成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诉求的应然/必然状态期望和召唤，这同时也包括了对转换方式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种特定范型的情爱话语转换也以特殊的叙述方式传达出人类自身的情爱意愿被意识形态所规训的痕迹。

 

　　“十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意图就是通过文艺为新政权、新社会和广大人民创造出一个想象的历史共同场域，以便简洁、有力、高效地构建起新中国领导政党统治的史实合法性和逻辑真理性的科学本质。因此，“十七年”的战争小说大都被设置成对既定历史事件结局的总结和由此得出的真理三段论历史及逻辑层面的科学证明，变得规范而简约。这样一来，如何在战争史实、新政治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建构和文学话语叙述之间，在权力话语规训要求与个体私己生命诉说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就成了“十七年”战争小说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也成为其书写难点。在对个体情爱伦理与人民解放伦理的嫁接与转换中，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语法在战争/情爱之间强弱声部、繁简比重、意义对立等方面的设置上，显示了它的强大，留下了它清晰决绝的裁剪和缝合痕迹。然而，裁剪与缝合之处正是话语书写的缝隙所在，也就成为人性原初状态的丰厚复杂之光的闪烁之处。意识形态对战争书写及其情爱叙事的这种裁剪和组合，主要体现在叙事方法上对主要英雄人物特别是其情爱层面的典型化的裁剪和组合，以及在叙事伦理上对作为战争深层动力的个体爱欲的政治化置换两个方面。

 

　　一、典型化的裁剪和组合

 

　　“十七年”战争小说的许多作者都留下了对作品构思过程和方法思考的记录，这就给予了我们探寻这些缝隙和痕迹的宝贵材料，典型的就是作家的创作谈和创作后记，比如梁斌的《漫谈〈红旗谱〉的创作》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和李英儒《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创作到修改》李英儒：《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创作到修改》，载《人民文学》，1960年7月号。及他为《野火春风斗古城》所做的序。读过这些创作谈之后，我发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许多作家在书写自己熟悉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时，都曾对现实中英雄人物自身带有的“非英雄行为”进行了思索，并最终几乎都采取了过滤和净化的“典型化”的重新裁剪组合方式来处理和解决这一普遍性的问题。梁斌在《红旗谱》中采取了“典型化”的两种常用手法来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朱老忠。一是运用“提高法”对他的性格进行了“智勇双全”的理想化升华。朱老忠在《红旗谱》之前的一系列中短篇中被塑造成一个反抗性强的敢说敢干的勇猛的人。写《红旗谱》这部长篇时，梁斌把他的火爆脾气改写为“出水才看两脚泥”的坚韧沉着，又补充了他性格中“智”的一面。因为梁斌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依靠伟大的中国农民这个强大的同盟军，如果中国农民不是具有那样坚强的反抗性格，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有勇有智的高贵品质，也就不可能战胜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也因为如此，我把原来朱老忠的火爆脾气改掉了。我认为，即使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有些缺点，在文学作品中为了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英雄形象，写他没有缺点是可以被允许的，我想这不会妨碍塑造一个英雄人物的典型。”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或牛运清主编：《长篇小说研究专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二是采取“合成法”集合其他人的行为及事迹来突出强化他的英雄气质。“在第二部书里，朱老忠参加了高蠡暴动，原来写大贵当大队长，善于使用机关枪。为了进一步发展朱老忠的英雄业绩，将改由朱老忠做大队长。”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或牛运清主编：《长篇小说研究专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如是，塑造革命英雄的成长是《红旗谱》的主要内容，梁斌就首先把全书的中心确定为写阶级斗争，以保证主题思想站得住脚。之后，为了增加可读性，他才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在第一部初稿中，运涛牺牲了，作者“把春兰处理为和大贵结婚”。后来在修改中，又改成运涛没有死，而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春兰也就没有嫁给大贵，而是一直在痴情地苦苦等待运涛的归来。并且为了感谢大贵对自己的情意，春兰还把自己的表妹金华嫁给了大贵。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生产能力是不可能适应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存状态的；人们并不会过多地指责改嫁的寡妇或者不能长期等待爱人归来的女人。再者，农民们朴素的人性意识也往往使他们怜惜年轻女人空耗青春的孤苦境遇。所以，作者在初稿中在运涛牺牲后安排春兰和大贵结婚，是比较符合农村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实际情况的。但在修改稿中，不仅英雄牺牲的悲剧成分被清除掉，而且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和人性意识的革命者妻子“改嫁”的情节被改写成为长期苦等后的重逢和增添新的情爱角色来完成叙事的平衡。这种处理方式，一是由于作者不自觉地承袭了传统文学“苦尽甘来，情人重逢”的大团圆创作模式；二是这也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要求革命者的情爱伴侣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对革命者的身体和意志的双重忠贞，是意识形态话语对情爱叙事中女性身体的“纯洁化”要求，及文学话语对之所采取的叙事策略。

 

　　几乎如出一辙，知侠也在《铁道游击队》的创作谈中写道，铁道游击队的首任政委杜季伟，为铁道游击队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爱上了被铁道游击队处决的附逆者的妹妹，其他队员怕她会为哥哥报仇而给游击队带来重大损失都激烈地反对，杜季伟因此在队里待不下去了而被上级调离。知侠最后用“典型化”的方式把铁道游击队的四任政委合成了李正的形象；把政治上出了问题的著名战斗英雄徐广田的事迹糅合在林忠、鲁汉、彭亮、小坡四个人物中。知侠还对芳林嫂在大队长老洪死后又爱上别人因而招致众人歧视和冷落等事情进行了裁剪后重新组合的处理。芳林嫂原型之一的时大嫂(另外两个是刘二嫂和尹大嫂)，她先是跟铁道游击队的前任大队长老洪相恋，老洪牺牲后，二次守寡的她又被发现，“又和铁道游击队的个别队员，关系暧昧，为此，就引起了大家的激愤，对她很不满，甚至有点歧视她，骂她是‘破鞋’”。不仅“都和她疏远了”，“甚至不想叫她随铁道游击队活动，觉得为老洪丢脸”。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74575页。作者认为游击队众人疏远和歧视她是不对的，但时大嫂“过于在生活上放任自己”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75页。，也是不符合英雄人物的标准的。知侠把由于犯冒险主义而在战斗中牺牲的老洪与另一个大队长刘金山合起来塑造了刘洪的形象，这样不写老洪的牺牲，那他和芳林嫂的爱情线索也就没有中断，就不存在芳林嫂形象的移情和被冷落的问题了。如同梁斌一样，知侠对真人真事的选择性提取和综合性加工，是他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下经过长期的思考之后所得出的“典型化”创作逻辑来进行的：“在创作中，可以舍弃那些琐细的、重复的和非本质的东西，把一些主要英雄人物加以合并，在性格上大胆地塑造。”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85页。

 

　　在创作《野火春风斗古城》时，李英儒也遇到了如何处理女主人公生活作风的类似问题，与知侠不同，他采取了让金环通过遗书为自己解释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金环在遗书中写道：

 

　　为了纪念他(引者注：金环的长工丈夫，小离儿的父亲)，我带着吃奶的孩子，奔赴内线工作，找到父亲，重回省城，移居郊区，内线联络，这样做我认为是服从了党的需要，继承了爱人的遗志，我没想过旁的，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梁队长是好同志，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最希望同我接近，无论是路东路西，总愿意看到有我这么个人。凡有我在场，他和他的队员就工作更加热情，作战更加勇敢，生活更加愉快，我为什么不满足他的希望呢？我反对淫荡下流的女人，也反对躲躲闪闪见了男的就红脸的女人，宁愿像尤三姐痛快地死去，也不愿作尤二姐忍辱地活着。有些人并不了解我，甚至有人骂我，尽他们笑骂吧，新衣服溅上个油点能洗下去，白藕长在淤泥里染不上脏。党对于它派赴内线工作的同志，什么都了解，什么都考虑过的。

 

　　金环的遗书虽然看上去把自己被别人(这其中包括她的同志)误解的生活作风问题辩白清楚了，但事实上革命者在被捕后是很少有机会来为自己辩白的。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一辩白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对立话语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个悖论。李英儒的解决方式恰恰说明了这类问题的存在和被处理过的痕迹。

 

　　典型化裁剪组合的书写策略运用的最根本目的是在“十七年”战争小说的情爱叙事中，遵照着以阶级理性为统治核心的意识形态语法，裁掉那些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性格和行为的种种“他”质，如，个体爱欲本身的非阶级本质化、政治理性对于情爱愿望的引领不力、战争局势对个体肉身情爱美好的决然毁灭以及后者对前者产生的微妙影响等等。在经过去复杂存简单、舍模糊取清晰、裁偶然留必然、扔表象而取本质的强力政治性化约和置换之后，一部部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就变成了阶级斗争史主旋律中的和谐之声。

 

　　二、战争深层动力的政治置换术

 

　　建构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新史诗，是新中国无产阶级执政党营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工程的支撑性部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新史诗的重要类型的“十七年”战争小说，常常从经济剥夺、破坏日常生活和谐状态、情爱生活奢靡淫乱和破坏民间伦理原则等各方面的叙述来证明敌对阵营在政治理念的意识形态反动性。毫无疑问，这些占据着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伦理、情爱等层面的内容，对于社会集体心理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人对于情爱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最为私人同时也是最为广泛的人类诉求，个体对情爱幸福的向往会激发出其自身最深层的爱欲之力，个体的情爱欲望受挫也会激发起强烈的破坏力量，因此，人类社会成员的情爱话语讲述对于其所属组织的集体事业有着深广的影响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十七年”战争小说以强大的力度把自身个体成员的情爱叙事话语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宏大解放叙事中；用阶级斗争观念的政治理性来整合和改造人的情爱动力；并把对敌方的情爱状态和情爱行为定义为“恶”的他者以使其丧失存在合法性。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以政治战争语法来完成对个体情爱话语统合的同时，也面临着被肉身情爱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所颠覆的危险。因为逻辑的缝合之处即是其裂隙存在之处，以政治理性来把个体的情爱力比多编码为战争的政治动力，实际上也就等于把政治战争的意识形态的正义逻辑基点建立在了个体的情爱行为上，而这种个体的非理性欲望诉求是和阶级/民族集体解放事业的理性诉求是一对悖论性组合。

 

　　首先，“十七年”战争小说中我方军队常常利用情爱攻势成功地瓦解敌人，这类叙述典型地体现出意识形态对战争动力的政治置换术。这一置换术以个体的爱欲动力来影响和改变战局的叙述，潜在的存在着阶级/民族的政治正义伦理的被个体爱欲诉求置换掉的危险；因为，如果对这种情爱攻略的成功进行细致分析的话，那么，真正瓦解和动摇敌人军心的力量来源究竟是性爱动力、亲情伦理还是民族正义，就成为意见颇为含混和复杂的问题了。《新儿女英雄传》中杨小梅在具备了无产阶级思想素质之后，从一个在政治上的被引导者成长为具有启蒙他人能力的引导者。攻打县城之前，杨小梅自告奋勇去城关开展工作。她探知到城关岗楼上的伪军班长崔骨碌，原来是我方自卫队队员投敌过去的，现在他和他的上司伪军队长郭麻子都恋着一个叫李兰女的女人。而这个李兰女在当闺女时参加过妇救会，是杨小梅的下属。于是杨小梅就利用李兰女鼓动崔骨碌反正。于是李兰女对崔骨碌说他只有打死郭三麻子投奔八路，他俩才能做长远夫妻；否则只能分手。崔骨碌盘算了一阵子，认为继续当伪军没有政治前途，“日本人这碗饭吃不长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郭三麻子除了在职务上压制他以外，还剥夺了他和李兰女相好的情爱权利，于是他答应反正。有意思的是，作为策反者的杨小梅和被策反者的崔骨碌之间的一段对话：

 

　　杨小梅说：“你投降敌人干坏事儿，罪恶可不小。不过，你要是回心改过，以后给抗日多出些力，八路军还愿意挽救你。”接着，又把抗战胜利的形势说给他听。

 

　　崔骨碌听了，摇头晃脑地说：“八路军的世事越闹越旺，比早先我在的工夫可厉害多啦！我就看出来当汉奸不是人干的，这会儿连饭也吃不饱，穿着这么一身破烂衣裳，两年也换不了。他妈的，郭三麻子这个狗杂种，把人踩在脚底下，我恨不得咬死他。只要八路军给我助劲儿，不是我吹牛，要怎么都能办到！”

 

　　这段话告诉我们，在策反者杨小梅眼中，崔骨碌是需要被挽救的民族罪人，而她自己就是拯救者八路军的代表。但在崔骨碌这边，他反正的根本原因是寻求“食”和“性”两大基本需求的满足，而不是民族大义和政治正义的激励。实际情况是八路军在攻打县城时需要崔骨碌“给抗日多出些力”，具体来说就是在打死郭三麻子以后反正，策应攻城；而崔骨碌则需要“八路军给我助劲儿”，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八路军来帮助自己摆脱郭三麻子的双重压制，尤其是实现自己和李兰女“做长远夫妻”的爱欲愿望的合法实现。也就是说，恰恰是在双方达成的共识性结论中，挽救者和被挽救者各自的逻辑依据产生了歧义。策反者依据政治原则打着挽救政治失足者的正义旗号要求后者为抗日出力，但其手段却是利用了后者情爱匮乏的力比多反弹之力，这是一种把肉身情爱纳入民族解放事业的意识形态整合策略；它巧妙地实施了对个体战争行为的深层情爱动力进行了政治置换术，即以民族战争的政治伦理把个体的身体欲望纳入意识形态的轨道。被策反者崔骨碌从生存原则及情爱欲望出发，在八路军会帮助自己反抗上级职务压迫及性压迫的逻辑前提下，答应“怎么都能办到”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中在前线救护伤员的董玉英，为了激励承担突击任务战士的士气，脱了自己贴身的红衫子，撕开来做了十一朵光荣红花，给突击班的战士一一戴上，并鼓励他们为了人民解放而战。每一位战士在接受她给自己佩戴光荣红花时，心情都无比的激动和高昂，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光辉奖章一般，然后都勇敢而幸福地去承担自己的任务了。而董玉英如果只是对他们进行言语的鼓励，没有用这带有性爱意味的贴身红衫做出光荣红花并亲手给他们佩戴上，这些突击班的勇士在舍身赴义时的崇高感和幸福感就不会如此强烈了。虽然这些光荣红花不是自己的心上人所给予的，但一个年轻女性的贴身衣衫做成的光荣红花佩戴在胸口，仍然给予了战士们强烈的幸福感和极大的激励。战士们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的献身动力因素，除了政委、连长们所赋予他们的政治层面的阶级正义之外，还灌注进了一个年轻女子的模糊而强大的性爱激励。这一微小而精彩的细节也因此成为《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全书的动人亮点。

 

　　在这里，意识形态把欲望政治化的话语叙述和性质定义，原本是希冀把社会成员的情爱动力提升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政治动力，因为，“性本能是人类最强大的本能，把它组织、升华成革命力量是革命叙事的策略之一”王烨：《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但是个体的身体欲望在被民族战争正义语法语义收编之时，已经偷偷滑落出前者意义的掌控，甚至把前者变成了实现自身身体层面的欲求的符码助力，从而形成了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把政治欲望化效果。人的肉身欲望具有巨大的颠覆能动性，在它自身被政治编织进民族正义的叙述中显露出来，以其自身强烈的欲望动力对意识形态叙述的逻辑稳定状态进行了反写。这样一来，个体战争行为的深层动力就不再是单纯的阶级、民族政治正义感了，而是成为难以彻底厘清的复杂而混沌的存在。

 

　　其次，对战争深层动力的政治置换术，实际上是一种由性→政治的替代性转喻逻辑推理，“十七年”战争小说不仅常在对我方阵营意识形态合理性的证明式叙述中，把个体参加战争的私人伦理性动因(当然，这种动因大多都与情爱欲望相关联)纳入到在阶级政党领导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意义体系之中，从而把个体生命选择的盲目冲动和非理性行为转变成为具有自觉自为性的政治意识。同时，也常用在对敌对阵营意识形态属性的反历史、反人性的价值定位推理过程中，把敌对阵营中一些个体成员在情爱上的暴力、强占、淫乱等非正义性行为，归结到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的腐朽堕落和反动属性上，并进而对其所属政治集团及其政治理性作出反历史、反人性和反人民等最终性的历史审判结论。

 

　　解放军战士梅福如(《红日》)的妈妈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私通，二人在毒死梅福如的父亲后抛下他私奔，血缘上的杀父夺母之仇使得梅福如极端仇恨国民党，在战场上如猛虎般进行不要命的战斗(以至于身受重伤双腿截肢)，对部队大家庭中的战友视如兄弟，亲自操持和主办杨军与阿菊的婚事，并让他们和房东大娘组成新的阶级家庭来减轻自己家庭残破的痛苦。梅福如对那个国民党军官的仇恨，最主要的因素是作为儿子对杀父夺母的“邪恶”男人的仇恨；这是每个家族的子系成员，在宗法伦理上都应该承担的维护氏族血亲尊严的责任，再没有比杀父夺母更让一个男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了。梅福如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文学中“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的传奇套路的翻版；而这个翻版故事之所以具有现代因素，主要原因是由于那个“奸夫”是一位国民党军官。对于梅福如来说，这个国民党军官的“恶”的第一含义就是他的是伦理淫乱之恶，他的罪就是一个典型的偷情杀人的“奸夫”之罪；其次才是他作为一名国民党军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动本质。吴强把一个惯常的“奸夫淫妇，谋害亲夫”的性爱伦理淫乱故事，设置在一名解放军战士和一名国民党军官之间来进行叙述，这就赋予了它阶级欺压和剥夺的政治内涵。在那名从没露面的国民党军官被叙述为集性爱淫乱和政治反动的双重罪恶之后，他首先在道德上失去了说话的权利正当性，也就更无法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进行辩解和阐释了。因为，杀人夺妻的罪行必定使他被绑在罪恶的十字架上接受审判并且没有任何被饶恕的可能。一个违反了民间人性道义和性爱伦理基本道德秩序的人，必将被判定为对立与整个社会体系的本质邪恶的他者；而作为一个破坏整个社会基本道德体系的邪恶他者，他所持有的政治理念怎么可能具有正确性和合法性呢？再进一步，他所属的政治集团在容纳了这种违反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罪恶之人，又怎么可能拥有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权和领导权呢？显然，小说对这一故事的叙述，是依据民间最朴素的道德伦理和古代/现代最基本的法律律令来进行判断的，层层推理进而断言这类罪恶深重的邪恶的他者有被清除和被消灭的必要性。这一故事的讲述过程，就是以敌对阵营中个体成员的非理性性爱伦理的淫乱来完成对其所属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罪恶性质的指认过程，这是一种象征意义上逻辑的转喻和替代；也是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政治意识来替换社会个体的私人欲望，从而建构自身革命/战争的双重合理性依据，赢得广大社会成员的追随和服膺。虽然这一对个体成员性爱伦理和道德层面的政治置换术，起到了强效的为阶级政党争取广大的社会支持的政治功用；但在另一层面上，这种政治置换的成功也是以减弱甚至丧失自身意识形态合理性的代价来完成的。因为，在把敌对政治集团个体成员的性爱淫乱和道德罪恶指认为政治反动“他”者的同时，这一故事的叙述方逻辑也就把自身的立论基点建立在了非政治理性的个体性爱因素之上，所以它并不能由这种替代性的理论基点推理出双方在政治层面本身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也就是说，这种由性→政治的推理逻辑和最终结论实际上是一种民间朴素联想式置换推理的似真理性，并不具有政治理性和历史发展的逻辑真理性。

 

　　第三，对革命/战争深层动力的政治置换术，常常体现在“十七年”战争小说中情爱双方对情爱与战争理解的悖论性差异上。江涛和严萍(《红旗谱》)热恋时，精神处于极度的亢奋、激动和幸福之中，他常常设想自己引领着严萍一起幸福地前进在革命的道路上。可以说，严萍给予他的爱之所以让他感到幸福异常，是因为，恋爱促进了他的革命事业。因为，“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在这种“情爱革命两相宜”的旖旎风光中，同样热恋着严萍的冯登龙成了江涛的内心阴影。而且，对于江涛来说，冯登龙不仅仅是情敌，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敌人，“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江涛认为如果在和冯登龙的情爱争夺战中失去严萍，就等于“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而这一点对他来说是更为致命的。也就是说在江涛的潜意识里，他和冯登龙的情爱竞争，在本质上是一个贫困农人之子和一个没落地主之子的较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国家主义者的争夺战。由此这场赢取少女芳心的情爱之争，在江涛心里成为两种对立的政治理念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之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涛是在为了赢得意识形态的胜利而进行爱情竞争！而严萍对待情爱的出发点和逻辑理路却和江涛恰恰相反，她是为了获得爱情而参加革命和战争。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中忽而“两手叉腰”，忽而“挥动一只手”，并且“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进行着慷慨激昂的演讲，这种青年男性雄姿勃发的英姿，诱发了她内心的爱欲。她认为江涛他背后缺少一面大旗，她幻想着：“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这种愿意为心爱的男人扛红旗的追随情结，透露出严萍为了实现自我情爱愿望而参加革命/战争的情感实质。不仅如此，严萍和江涛对情爱与革命/战争的悖反性理解，还体现她取江涛而舍冯登龙的选择依据：

 

　　严萍的思想上，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

 

　　和江涛面对情爱竞争时所想到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这一类政治理念不同，严萍在选择情爱伴侣时所考虑的是长相、性格等性别魅力特征。对于江涛和严萍来说，情爱伴侣的性魅力与他们所持有的政治信念魅力之间是一种象征的转喻性修辞关系，但是在他们两人那里，性和政治之间的修辞转喻方向却是相反的。这常是战争小说中男性和女性对待爱情与革命/战争的歧义性理解的典型情况。当然，由性→政治还是由政治→性的态度并不和性别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搭配组合，这要看情爱双方阶级身份、思想觉悟等具体情况，比如《战斗的青春》中胡文玉和许凤对性/政治转喻的修辞方向的理解情况就与江涛和严萍的不同，因为，后一对组合中具有非无产阶级身份的是胡文玉，而不是许凤。

 

　　如是，在“十七年”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中，不同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派别的成员在情场上的较量和竞争，被置换为不同政治势力在精神境界和实际战场上的较量，把幸福/胜利与痛苦/失败的结局按照阶级本质论分配给不同的人们。这种叙述话语的政治置换术采用了把体征政治化和把政治体征化的转喻性编码方式。这种把身体和思想进行意识形态抽象化的编码方式，是依据阶级成分对人的身体和思想进行了直线性的简单对应，这种在身→心/灵→肉之间进行“能指”与“所指”的画线联系的直线式做法，恰恰反映出它把人的肉身情欲与思想灵魂割裂开来并使之二元对立的逻辑理路。身体自身的生命爱欲被规定为对拥有者灵魂境界状况的对应体现，在“十七年”战争小说建构社会主义史诗的集体叙述中，成为文学表征革命、战争与个人的历史图景的信息编码媒介，这就注定了它必将成为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对象。文学叙述者们试图通过对身体情欲力比多的书写来组织和升华出政治战争的动力源泉与合法性结论来，所以一再地将人的私己情爱与战争之间的关系编码为固定模式的论证式书写。但是，情爱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却在被抽象化编码的过程中刻画出一道道欲望的扭曲痕迹，这些痕迹既是意识形态话语整编个体情爱故事的缝合之处，也是意识形态话语开裂的缝隙之口，它们或深或浅地总是在反拨着意识形态深层结构的铁壁合围，在政治话语的空白之处以“变形的存在”进行着自我表达和叙事。直至“文革”时期，随着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极端洁化叙述要求，在《激战无名川》等作品中情爱叙事彻底由“被变形的编码”发展为“被清除的放逐”，出现了战争小说的无性叙事与战争激情的极端高昂的文学景象，人之求爱求生的情爱力比多彻底地被人性攻击本能的战争狂热所取代，生命欲望完全演变成为政治战争的相互攻击和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