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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时间:201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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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的夏天,23岁的女作家萧红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场》,《生死场》共有17节。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写的是东北贫民的生活,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走投无路的农民终于自发组织起来,组成抗日义勇军反抗日本侵略者。萧红在她的《生死场》中暴露了一位女作家的才华:细腻的笔触,敏感的视角,耳目一新的叙述方法,诗一般的语言,诡谲的艺术感觉,清晰的线索。鲁迅对其评价:“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鲁迅:《〈生死场〉序》,见“现代文学典型文库”《生死场》,长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鲁迅把《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把“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归为“奴隶的心”:麻木,愚昧,不反抗,而在其中的女性的这种诸如此类的生命意识更是让人觉得“力透纸背”。
 
  首先,言其概况。萧红从小生活在农村,她对北方农民的苦难生活有过细腻的观察,她用女性作者特有的充满了感情的细腻的笔触,揭开了祖国一角的奴隶们的悲惨画面。她笔下的贫困妇女王婆、麻面婆、金枝、月英,过着贫穷而又浑浑噩噩的生活,没有什么乞求,没有什么生活的希望与热情,就那样地生活着,今天是昨天的翻版,一年365天,各自默守着自己的不幸。她们的意识处于顺从麻木愚昧的原始状态中,或是顺从现实,或是自怨自怜,或是自暴自弃,她们始终找不到摆脱命运的方法。
 
  萧红在表现这种生命和生存状态时,是从生与死二字入手的。《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认为贯穿《生死场》全书的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作品中农村妇女的不同命运和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正是透着奴性,透着无意识,透着深层的无奈。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剖析“生命意识”。
 
  一、生命意识之源探究
 
  (一)思想观念的毒害
 
  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不仅贫困、战争、疾病、劳苦给妇女带来无边的苦痛,男人的欺凌与蹂躏,封建意识的毒害更是把她们推向无底的深渊。在她们心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贞节妇道”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这些可怜的女性没有任何地位,也没有自我意识,她们完全是男人们的奴隶,泄欲的工具,男人的私有财产,一旦失去可再次获得。她们以自己的男人为中心,围绕自己的主人行事,为他们传宗接代并要服侍他们。《生死场》中月英、金枝的遭遇最为典型。金枝偷偷与成业恋爱,并且怀了成业的孩子。这似乎是在潜规则里向封建伦理思想发出反抗的呼声。可是,还是在封建思想的支配下,因为她已经怀了成业的孩子,所以她怀着极度的惊慌道出了事情的原委。他们的爱是粗鲁的,速成的,有了结晶的,也许为了那结晶,为了流言,金枝的母亲同意了他俩的婚事。来看金枝母亲的转变过程:“母亲本身好像有了罪恶,听了这话,立刻麻着了,很长的时间她像不存在一样。”“过了一刻,母亲用她从不用过的温和的声调说:‘你要嫁过去吗?’”“母亲似乎平息了一下……像是女儿窒息了她的生命似的,好像女儿把她羞辱死了!”再看这一段台词:“成业,我对你告诉吧!年轻的时候,姑娘的时候,我也到河边去钓鱼,九月里落着毛毛雨的早晨,我披着蓑衣坐在河沿,没有想到,我也不愿意那样;我知道给男人做老婆是坏事,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把我拉在马房去,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可是我心也不害怕,我欢喜给你叔叔做老婆。这时节你看,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他。”
 
  (二)环境的影响
 
  1 社会环境
 
  在男权淫威下的社会中,人们操着集体无意识生活,他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对抗着一切反抗因素。因此,没有人敢去触犯这种真理的保护外壳。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成了看客。小团圆媳妇的遭遇让人悲恸。她长得黑乎乎的,成天乐呵呵的,梳着又黑又长的辫子,十分惹人喜爱。但是,因为她做人大方,见了生人不害羞,饭量大,婆家的人就要给她一个下马威。先是把她吊起来,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她,再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把一个可爱活泼的生命折磨得面色枯黄,一天不如一天。婆婆怕她死了,家里白白失去一个劳动力,就请人跳大神,占卜算命,开偏方,最后竟用滚烫的开水当众给她洗澡。最终,小团圆媳妇惨死。整个过程,小团圆媳妇一直默默地忍受着,她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因为反抗是对封建权威的一种挑衅。倒行逆施的操作者们代表着一种权威,并且他们背后站着无数的支持者:县城里多少无聊的男女看客倾巢出动,来看热闹,看他们怎样折磨这个小姑娘。正是这种强大的生存意识力量支配下的无意识,客观上却是一种环境背景的象征。毕竟单个人的反抗力量是有限的,而每个看客明哲保身的生存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讲更是一种环境强势的代表。
 
  另外,流言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扮演了保护伞的角色。它庇护着权威,作为一种“正义”的舆论工具与一切“非正义”而斗争。比如,金枝与成业的河沿幽会便成了众人口中流言飞语的素材:“那个丫头也算完了!”“我早看她起了邪心,看她摘一个柿子要半天工夫,昨天把柿筐都忘在河沿!”“河沿不是好人去的地方。”“上河沿跟男人,没羞的,男人扯开她的裤子……”
 
  2 家庭环境
 
  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遭受着战争、传染病、自然灾害等的侵袭,生活在几近崩溃的边缘,贫困使他们不懂得爱与被爱,不懂得温暖、体贴,贫困使他们精神匮乏,贫困使他们在生存的苦难中麻木而无力抗争。金枝母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贫困对人性的扭曲。金枝曾到城里去找点活干。她的母亲不停地嘱咐她不要跟男人接触,千万不要学坏。金枝到人家给人缝衣服,男主顾故意多给她一点钱,向她提出性要求,然而在金钱的诱惑刺激下她只是半推半就。回到家里,她把钱给她妈妈。当金枝母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时候,她妈妈此时的想法就与原来的想法不同了。她想到的是以后有更多的票子,她说:“来家住一夜明天就走吧!”“她必须鼓励女儿。”因此,可以看出在贫困的压榨下,要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十分困难。金枝是不幸的女人,她不仅成为金钱的奴隶,而且也成为自己的奴隶,成为其母亲的奴隶,由于贫困、无知、落后,人们根本不会把尊严奉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去保护它。可悲,可怜!
 
  与当今社会不同,当时的妇女没有自己的性别意识,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从经济上,从属并受支配于男人,所以基本的话语权也被剥夺了(基本的话语权比如倾诉自己的不幸,痛苦,哀伤,牢骚),更别谈什么解放、反抗之类的“大逆不道”的话了。如《生死场》第一章《卖场》中,麻面婆的处境:二里半与邻居打架受气后,回到家里便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老婆麻面婆身上。而麻面婆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再看麻面婆的“女子性情”:“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居与她拌嘴……她都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是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
 
  二、生命意识的表现
 
  (一)物质性
 
  这一群热爱生命,追求最本质、最宝贵的东西——生命的女人,她们愿意活着,尽管挣扎。所以她们愿为生命牺牲其他东西,包括其他同样重要的生命。她们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只是孩子对于生存来讲是起不到功利作用的。被生存的本能欲望驱使,她们更爱土地,更爱庄稼。在这样的世界中,冷酷,没有感情将不被人鄙视。“幽灵”王婆在向众人谈及她的死去的孩子时,作者用了“兴奋的”来表现王婆的心情。王婆似祥林嫂般叙述她的经历:“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了……我把她坐在草堆上,我去喂牛,等我想起孩子时,我跑去抱她,我看见草堆上没有孩子……这是恶兆,偏偏孩子跌在铁犁一起,我以为她还活着呀!……”再看王婆接下来的反应:“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是暴跳着苦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很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为什么自己的女儿掉在犁头上摔死,而她却一滴眼泪都没滴下?因为“到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王婆的心里满足、充实,感到并没有失去什么的幸福。在第三节《老马走进屠场》中,我们看到王婆怎样对待另一个生命——老马。为了偿还地主的债务,她赶着老马进了屠宰场。王婆的心翻个不停。她感到“自己感觉得好像悬起来,好像要掉落般,当她看见板墙上钉着一张牛皮的时候”。当她得到三张票子,才觉得安慰些。她想卖马钱充纳地租后还余下些酒钱。她跨出大门,马跟在她的后面;她走回院中,马也跟回院中;她给马搔着头顶,它渐渐卧下了。她走出了大门,“她哭着回家,两只袖子完全湿透。那好像是送葬归来一般。”毕竟“五年前它也是一匹年轻的马,为了耕种,伤害得只有毛皮蒙遮着骨架。现在它老了!秋末了!收割完了!没有用处了!”马作为她们生存的工具是有用处的,一旦失去了这一工具,她当然会难过,伤心,哭泣。这是对自己生命的眷恋,完全不是感情。
 
  另外,爱情这一高尚美好的情操也被物质泛化了,就连自由恋爱的金枝、成业也只是物质的爱恋而已。金枝像初坠情网的少女一样,每次听到情人成业的口笛,便“心涨裂一般的惊慌”,她追逐着爱人的行迹,就像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可是,在成业那里,爱情又是什么呢?(爱情毕竟是两厢情愿的)“他只是被本能地支使着想动作一切”“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男人和女人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无奈地。
 
  她们生活在贫困中,在精神层面上她们也没有获得爱与温暖的慰藉。相反,她们在肉体、精神折磨下得来的只是空虚的精神安慰。同时这种安慰也只是被动地接受,不管她们接受与否。比如月英、小团圆媳妇的遭遇。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她患了瘫病,刚开始她的丈夫还为她请神,烧香,跑到土地庙前索药,甚至跑到城里的庙去烧香。但是月英的病并没有因此而痊愈。她的丈夫觉得做丈夫的责任也尽到了,看着月英的病一天天加重,便开始虐待她,骂她,打她,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用砖依住她的身子,直到月英的全身肉都瘦空,剩下一副惨状:白眼珠变绿,前齿也变绿,头发烧焦了似的,身下活跃着蛆虫。真是惨不忍睹!
 
  (二)象征化:物化的意象
 
  对生与死的思考,是萧红创作的一个母题,成为她作品的创作中心,其中蕴涵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哲学。生与死,本是两种境界,处于两个极端的观念、意识,而在萧红的作品里遵循着向死而生的原则。不同的是,她把人的生死等同于动物的生死,人的生死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意义与价值。他们“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着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胡风:《〈生死场〉后记》,见“现代文学典型文库”《生死场》,长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作者在作品中塑造麻面婆,王婆,月英,金枝时就常把她们物化了,一一看来:
 
  麻面婆:“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说话“就像猪说话一样,她总是发着猪声”。
 
  老王婆:“她的脸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邻居的孩子们会说她是一头‘猫头鹰’。”
 
  金枝:“金枝老鼠一般地整夜好像睡在猫的尾巴下”,“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
 
  金枝母:“在她生气的时候,上唇特别长,而且唇的中央那一小部分尖尖的,完全像鸟雀的嘴。”“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
 
  月英:“她像一只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助。”
 
  作者将她们的外貌,动作,行为,语言全部物化了,这还不够,她们的思想意识也近似动物的愚昧。她们日日忍受着生活的重负,没有怨言,没有痛感,像动物一样,目的仅仅是为了生,为了延续这无意义的生命。典型的例子是麻面婆在找羊时近乎迂腐的思维,她想要向别人证明她不傻,“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而结果却“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她意外地对自己失望”,可叹可笑之举。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探究这种“物化”现象,我觉得,萧红实则是为我们展示了在贫瘠的土地上人们的“人性”已殆尽,只能像动物一般静静地生存,不知为何生,何为生,为何死,亦何为死。完整意义上的人的价值已被解构。
 
  具体来看在麻木、愚昧的生存环境和思想意识统摄下,“非人类”怎样看待“生”与“死”。
 
  对于生育这一人类延续生命的方式,人类也像动物般盲目而频繁,并且成为女人们的“刑罚”。男人们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这样将会带来什么,他们只为了满足。萧红把这一行为也等同于动物,她多次地把女人的生育和猪、狗的产仔写在一起,这不是无目的而为之。狗在房后草堆上生产,母狗四肢颤动,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出生了。大猪带着它的幼猪仔跑来跑去,有的母猪拖着大肚子,接着,作者把笔转到五姑姑的姐的分娩:“五姑姑的姐姐她也不能再延迟,但却不能在草上爬行”,只因“压柴,压柴,不能发财”,最后她只能在扬起灰尘的土炕上爬行,嚎叫,忍受,挣扎,直至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像僵尸一般。而此时她的发着酒疯的丈夫却厌恶地毫无人性地用长烟袋砸她,骂她是在装死,的确“男人是炎凉的人类”。女人们仇恨着男人。孩子生出来了,是个死胎。紧接着就又写了鸟雀的孵雏。“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生死场》,见“现代文学典型文库”,长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再来看看死。由于对于生的漠然,她们不会因新生命的到来而欢愉,当然对于死亡,对于死亡的生命更使她们释怀。《生死场》中的王婆,由于自己的疏忽,致使自己三岁的孩子掉在犁头而被摔死,而她把这一悲惨经历当做自己的“壮举”每每在众人面前高谈阔论,丝毫没有怜惜痛心之感。看看下面多么令人心酸的描述:
 
  “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气从鼻子流出,从嘴巴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轧死一样。我也亲眼见过。小狗被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这庄上的谁家养小孩,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那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孩子死,不算一回事。”这种对生命的冷漠“豪言”让人震撼。然而更让人惊心动魄的“壮举”在《生死场》中比比皆是。金枝的丈夫成业因生活的贫困便把怨气归咎于妻子、女儿身上,他摔死了活生生的生命——他的刚刚来到人世间一个月多的女儿。但在乱坟岗子上,这样被践踏的生命不计其数。尽管如此,有时连生命的遗骨也留不下来。“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萧红:《生死场》,见“现代文学典型文库”,长沙: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乱坟岗子不知晒干多少悲惨的眼泪?永年悲惨的地带,连个乌鸦也不落下。”聂绀弩:《在西安》,载《新华日报》,1946年1月22日第四版。再比如王婆,由于听说自己的儿子枪毙而服毒自杀,她的丈夫不是忙着救人而是进城去棺材铺买棺材,到乱坟岗子寻位置。在王婆有了要苏醒的迹象后,她的丈夫赵三用他的大红手贪婪地用扁担压下去。因为他怕别人知道老婆自杀关联着匪案,也害怕死尸还魂。他们在用暴力压制一切,包括生命。
 
  三、生命意识的拯救
 
  萧红以女性的视角,以妇女的悲惨命运为切入点,对女性苦难的历程作艰难的探索,并从社会、历史、文化层面剖析了女性生命价值与意义。通过对女性生命悲剧的描述,寄寓了同情、怜悯,并期盼妇女们终有一天能真正摆脱被奴役、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而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解放,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的角色转变。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所作的努力,尽管她们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诸如王婆,一个透着作者复杂感情的人物。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带着自己的女儿离家出走,并与赵三结合,过着自己渴求的生活。同时,作者又没有忽略写她的麻木,物性,可以看出,作者在寻求精神上的解放所作的循序渐进的转变。同时她也感到了这种反抗力量的单薄:“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精神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其中蕴藉着作者的无奈和无助。妇女的解放离不开自身的觉醒,只有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体地位,并认清自己所处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的性别意义,才会由奴隶走向并成为真正的“人”。不可忽视地,整个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氛围的转变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的客观条件。萧红在作品中从上述两个方面作了回答,只是需要提出的是,妇女解放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并且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探索。
 
  结语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大多数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社会视角,尤其是政治视角进行创作与时代应和。萧红这一弱女子,在她所处的时代,抗争过,思考过,继承了鲁迅先生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创作理想,以她特有的人生经历来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以此来表达对生命的关爱情怀,并以此来关注整个民族的苦难。短暂的一生,十年的创作生涯,萧红以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文学样式,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文学篇章。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形成了萧红以女性生命悲剧意识去感受和把握人生、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中表达自己对生命尤其是女性生命价值的理解。萧红以她的生命热情,创作热情,她的方式诠释了妇女解放道路,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是为女性的。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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