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窠臼，其文论也不外北宋的问题。不仅如此，因其在北宋范围内互有宗主，反形成了派别，分立着壁垒。早一些的，有赵秉文与李之纯的对立；后一些的，有王若虚与雷希颜的对立。

　　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老人，滏阳人，所著有《滏水集》等。他是金代第一流的作家，其地位好似欧阳修之在北宋，岿然为一代宗主。论其学术文章的成就，尚不应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竟能如此者，则以（一）兼采古文与道学之长，（二）兼宗欧阳修与苏轼之文。这样，虽无特殊的成绩，也就不妨为一代宗主了。

　　赵秉文欲兼擅昔人之长，而实则有得于苏，所以郝经《题闲闲画像》即有“金源一代一坡仙”之语，于是李之纯便以宗黄山谷之故而与之对立。

　　李之纯，号屏山，其集虽不传，但其论文主张犹可考知一二。他似乎深受黄山谷的影响，故与闲闲之宗苏不同。今就刘祁《归潜志》中选录几则，以见他们论调之互异。如：

　　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枝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一云诗只一向去也）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其辄能识之。”又云：“生为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亦阴讥云。（卷八）

　　兴定、元光间，余在南京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颜诸公游，多论为文作诗。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于李则取其为文法。

　　在此两则中可知赵、李之异：大抵李尚奇怪，赵尚平易；李主一体，赵主集成；李矜独创，赵犯古语；李论文细而论诗粗，赵论诗细而论文粗。所以李氏论旨与苏远而与黄近，因为都是力矫平熟一路。黄山谷诗：“听他下虎口著，我为牛后人。”此即李氏所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之所本。赵秉文《复李天英书》即商量到此。其言谓：

　　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袭前人一语，此最诗人妙处，然亦从古人中入。譬如弹琴不师谱，称物不师衡，工匠不师绳墨，独自师心，虽终身无成可也。（《滏水集》十九）

　　他的意思是谓可以不从古人出，但是应从古人入。屏山论诗正与相反。李天英受了屏山的影响，其诗也以诡奇为工，故闲闲论其诗云：

　　然此迄令大成，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昔人有吹箫学凤者，凤鸣不可得闻，时有枭音耳。君诗无乃间有枭音乎？向者屏山尝语足下云：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理诚有之，仆亦云然。李公爱才，然爱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愿足下以古人之心为心，不愿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轻薄子也。（《滏水集》十九）

　　在此文中，也可见赵、李二人论调不同，所以所赏互异。他称李天英诗为枭音，可见对长吉一派之不能满意。现在我们虽不能确知屏山、天英诸人之议论如何，然而当时长吉一派之能自成一种风气，则是事实。观赵衍《重刊李长吉诗集序》所言：“龙山先生为文章，法六经，尚奇语，诗极精深，体备诸家，尤长于贺”，则知刘仲尹（龙山）是提倡长吉的。他再说：“浑源、刘京叔为《龙山小集叙》云：‘《古漆井苦夜长》等诗，雷翰林希颜、麻征君知几诸公称之，以为全类李长吉’”，则知刘祁（京叔）雷希颜麻知几又全是倾向长吉的。他再说：“及龙山入燕，吾友孙伯成从之学；余继起海上，朝夕侍侧垂十五年”，则知孙伯成、赵衍也都属于长吉一派的。赵衍在此文末，再附带一句谓：“至有博洽书传，而贺集不一过目为可惜也。”这恐怕是有所指的，或者便是指斥赵秉文、王若虚一辈人了。

　　稍后，王若虚与雷希颜之争，又继之以起。王若虚的文论，下面再讲，但对于王、雷相争的一段故事，不妨先说一说。《归潜志》中也有两节记此一重公案：

　　王从之则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首，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亦不喜司马迁《史记》，云失支堕节多。┅┅千古以来，惟推东坡为第一。┅┅雷则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每作诗文好与朋友相商订，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难也。

　　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雷则云：“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归潜志》中明言王氏推尊东坡，雷氏好黄鲁直，那么，可知赵、李之争犹是苏、黄二派旁面的冲突，到王、雷之争，那便成为苏、黄正面的冲突了。此种各奉宗主以相诋讠其，与北朝邢、魏之依附沈、任，同一情形。这固然是无聊的举动，不关重要。不过我们知道有此一重公案则对于《滹南遗老集》中论史之攻击宋祁，与《诗话》之尊苏抑黄，便知是有为而发，比较容易了解其意旨之所在而已。

　　王若虚，字从之，?城人。他是金末最有根柢的学者，所著有《滹南遗老集》，集中有《文辨》四卷，《诗话》三卷，颇多论文论诗之语，而且在这些文辞中间，自有其一贯的主张，当然可以成一权威的批评家。北宋苏氏之学传至金源，在赵秉文则暗袭其说，在王若虚则用以建立其批评，在元好问则用以抒写成作品。“程学盛南苏学北”，翁方纲之说原不是无所见的。

　　然而王氏之文学批评毕竟亦有与苏氏不同的地方，盖王氏的得虽出于苏而亦近于白居易。白、苏之文本有可以相通之处，后世如公安派袁中郎辈就是要合白、苏而为一，所以滹南之推尊白、苏，原亦不过启其先声而已。

　　大概王氏学问渊源以得于其舅周德卿（昂）者为多。《金史·文艺传》载周德卿教王氏语云：

　　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这些话于其《文辨》《诗话》中亦载之，盖即王氏论诗论文主旨之所出。周德卿之论文主旨既重在工于内，重在以意为主，所以王氏本之得以沟通白、苏而重在“真”。今录数则如下：

　　杨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文辨》四）

　　郊寒白俗，诗人类鄙薄之：然郑厚评诗，荆公、苏、黄辈曾不比数，而云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诗话》上）

　　本于这种观点，故论诗文不主奇诡，同时又不主藻饰。《诗话》卷上又引其舅氏语云：“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凡尚奇诡者，由经营过深之故；凡主藻饰者，又有雕琢太甚之弊。所以《滹南》的结论是：“凡为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文辨》四）因此可知他的议论全本于周德卿，而周氏之议论恐怕也是针对着李屏山一流人而言的。

　　看出了他的论文见解，看出了当时的文坛情形，也就知道他于诗宗白，于文宗苏，正是当然的归宿。然则他的议论是否即与公安派相同呢？则又不然。（一）王氏是金代特出的学者，诗文之外兼长经史考证之学，故常以经史考证之学为其论文论诗之助，自然不会流于公安之空疏。（二）王氏在赵闲闲李屏山之后，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刘祁《归潜志》称赵氏论诗最细，李氏论文最细，而刘氏则欲兼取其长。现在，滹南虽反对诗法句律之说，然论诗论文也有讲得细的习惯。因此，利用他的学问根柢以讨论诗文之琐屑问题，遂建立了初步的文法学与修辞学。这是他的贡献。

　　也许有人于此将发生疑问，这是不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呢？是的，我们固然可以称他为矛盾，但是在他说来，绝不是矛盾。《文辨》卷四有一段极圆通的话：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而无，大体须有。这种话我们可以称他为矛盾吗？他本于这种大体须有的标准，所以他的讨论文法，讨论修辞，依旧着眼在一“真”字。

　　下文，我们再举一些例。洪迈《容斋随笔》有一则云：

　　“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俗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这一节话很得古文家之称许，盖古文家之所谓法，原有一部分是重在用词繁简方面的，但是他则以为不然，“夫文章须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见《文辨》一）释文莹《湘山野录》中也有一则云：

　　谢希深，尹师鲁、欧阳永叔，各为钱思公作《河南驿记》。希深仅七百字，欧阳五百字，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欧公不伏在师鲁之下，别撰一记，更减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师鲁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这也是一则古文家所艳称的故事，简而又简，简至无可简，才以为“完粹有法”，而他也不以为然。他以为：“此特少年豪俊，一时争胜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论之，变惟适其宜而已，岂专以是为贵哉？”（《文辨》）此外，如习之论文所举述笑哂之状一例，以为不宜袭用陈言，他则以为不必字字求异至于如此。（见《文辨》三）山谷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而他则称为剽窃之雄。（见《诗话》下）凡以前文人诗人之所谓法，他均不以为法，他要在文法或修辞方面找到理论的根据，而不要在词句方面定模拟的标准。所以一般人于《史记》中求法，而他以为司马迁之法最疏。《滹南遗老集》中甚至有一卷《史记辨惑》全是指摘《史记》文法疏舛之处。法之名同而其实异，所以滹南所言之文法诗法，尽管入细而并不违真。

　　《文辨》卷一论扬雄《解嘲》：“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论庾信《哀江南赋》：“崩于巨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以为均不成文理。《文辨》卷三论欧阳修用“然”字，用“其”字，用“然其”二字，多乖戾之处。《诗话》卷下，论山谷《闵雨诗》，“东海得无冤死妇”，谓“得无”犹“无乃”，欠“有”字之意。山谷《吊邢忄享夫诗》：“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谓“既下何况字，须有他人犹痛惜之意乃可”。这些都是就文法方面说的。

　　《文辨》卷一言韩愈《送穷文》以鬼为主名，故可问答往复。扬雄《逐贫赋》，但云：“呼贫与语”，“贫曰唯唯”。便觉未妥。又论陶潜《归去来辞》，谓为文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今《归去来辞》乃将归而赋，而自问途以下，皆追录之语，便觉不合。《诗话》卷下谓荆公“两山排闼送青来”之句，犹不觉诡异，而山谷“青州从事斩关来”，便令人骇愕。类此诸例，又是就修辞方面说的。

　　由文法与修辞再进一步，于是他想建立文例。《文辨》中类此之例也甚多，如论韩愈《盘谷序》，既称“友人李愿居之”，便不应复用昌黎韩愈字，这是辨称谓之例。如论苏辙《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短，为不合自传之体，这又是辨文体之例。后来潘昂霄的《金石文例》恐怕也受滹南学说的影响。

　　就上述三项而言，《滹南遗老集》中可以找出不少的例。这些零星札记虽不能在积极方面建设有系统的文法学、修辞学与文章学，然就以前文论诗论言之，求其比较能在这方面注意的，恐怕不得不推滹南为滥觞了。

　　这样，所以他以经史考证之学论诗文，非惟不觉其窒，抑且弥见其通。他虽长于考证，但决不以考据去穿凿傅会。《诗话》卷上于杜甫诗称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一语，把古来凿说一扫而空，以为这是一时事实，不尽可考，即使不知此义，亦无害解诗，此真十分通达之见。《诗话》卷中论东坡“白衣送酒舞渊明”之句，或疑“舞”字太过，《?溪诗话》特为找出舞字出处，而滹南则以为“疑者但谓渊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论其所本哉！”这也是何等通达之见。诗本性灵中事，他又何肯在这方面卖弄学问。

　　他虽长于经史考证之学，而治诗文则尚典实平易，并不在诗文中矜其博赡；另一方面，他虽尚典实平易，而论诗论文复讲得入细，并不以矜尚自然而说得空疏。他讲“法”而破除以前文人诗人之所谓法，正因“定体则无”之故；他反对昔人之所谓法，而开了后人之所谓例，又因“大体须有”之故。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所以只求真是，而不会坠于古人一隅的偏见。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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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