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和北朝在分裂的状态下文学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差异。从总体上看，南方文坛标新立异，北方文坛受其笼罩。使北方文坛地位大为改观的，除了一些由南入北的作家如庾信、王褒外，《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所代表的北方本土作家的文学业绩，贡献甚大。

　　郦道元的《水经注》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间（５１２～５２５）。虽然生于南北分裂的时代，一生未能亲履南方之地，但作者潜心撰著此书，寓有希望祖国大一统的理念。书中不以南北为鸿沟，还表现出对东晋以后南方地志的广泛参考和吸取，竟以北人的身份而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在文化史与文学史上都是卓绝不凡的。

　　清陈运熔指出：“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荆州记〉序》）从著述源流看，晋宋地志中的山水描写与语言风格是《水经注》的先导。东晋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被郦氏引用达八次之多，在《水经注》卷三十四中所引述的记西陵峡的一段如下：

　　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萧，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由于作者与山水互为“知己”，因而能对“山水之美”作亲切生动的描述。 “知己”说对于“山水之美”作为审美对象的确立，意义重大。晋宋地志中优美的山水散文片段往往随物赋形，令人有亲临其境之感。

　　郦道元深受北方山水之美的陶冶，如描写巨马水流经自己的家乡：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逎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园之赡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卷十二）

　　又如写早年随其父旅居过的青州临朐：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侧，有一祠，……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卷二十六）

　　他从山水之美中得到“畅清”、“游神”的体验，说明他的心灵与自然之趣相通。《水经注》中关于江南水道风景的描摹，文学意味更为浓郁，如《江水注》中的一段：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俊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卷三十四）

　　不过，这段文字取自（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见《艺文类聚》卷七、《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并非出自郦道元之手。明末张岱在其《跋〈寓山注〉二则》其二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琅嬛文集》卷五）晋宋地志作为山水散文的胚胎，在南朝并没有引发出文学上惊人的成就，却在北方的郦道元那里得到总结和发展。《水经注》清朗疏朴的文风，对于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也是北朝文坛上的旷世杰作。

　　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日渐深远。从四世纪以来，都会州郡尤其是人文荟萃的京城的佛寺建筑及相关活动，已有文字记载。《洛阳伽蓝记》一书尽管不乏前导，实际上却因为其富于创意和个人才情，而成为现存文史典籍中寺塔记的典范之作。它所达到的高度、享有的声誉，后继的若干同类撰述都难企及。杨衒之对此书也视为名山事业，正如自序所述：“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他要凭手中的笔，使一代名都伽蓝的风采与故事传之久远。此书在结构上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此书并非奉敕而撰，而是出于个人内心的沧桑之感、兴亡之念，因而笔端或隐或显地带着感情。作者在自序中追叙北魏极盛时代的洛阳佛寺道：

　　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及至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５４７），时值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洛阳不复为京城已１３年。作者因行役重览洛阳，眼前的景象则是：

　　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作者在这里流露出浓烈的北魏旧臣的意识。故都伽蓝不仅是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征，而且是北魏国运的象征。经历了巨大历史变故的作者在“重览洛阳”之际，立志要让消逝了的梵钟之声在文字中遗响后世，字里行间人以抑制地流露出恍若隔世的悲怀，这构成了全书的情感主旋律。即以对胡太后营建的最为壮观的永宁寺为例，作者一方面流露出对最高统治者“营建过度”的不满；另一方面，借西域僧人对永宁寺塔的赞美，流露出对北魏全盛时的国力与中原文化的自豪之情：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全书另有两处述及“极佛境界”或“佛国”，语气看似客观，其实都蕴含着同样的自豪感。一为卷三景明寺条记佛教行像活动的盛大，“时有西域沙门见此，唱言佛国”；一为卷五所录《宋云行纪》中乌场国王问宋云曰：“彼国出圣人否？” 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等，乌场国王感叹道：“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作者对故都“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伤怀，与对北魏人间“佛国”般的繁盛的追念，是交织在一起的。永宁寺的毁灭也是极为扣人心弦的，它还成为王朝消亡的佛教灵征：

　　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其年五月中，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

　　无论是现实人事或怪异的内容，作者都能栩栩如生地加以刻划，善于寄寓褒贬之意。如卷四《开善寺》条叙及王子坊时，对北魏皇族间的豪侈与贪欲揭露无遗。河间王元琛以富豪自骄骄人，甚至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而贪敛无厌的章武王元融，因妒羡元琛之富而“还家卧三日不起”。当胡太后赐百官任意取绢时，“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再如卷二《龙华寺》条提到逃归北魏的南人萧综与寿阳公主之事：两人初婚时，“公主容色美丽，综甚敬之，与公主语，常自称下官。……及京师倾覆，综弃州北走。时尔朱世隆专权，遣取公主至洛阳，世隆逼之，公主骂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缢杀之”。在不动声色之中，讥刺萧综为贪生之辈，而对公主的刚烈寄予褒意。

　　作者在语言表达上善于使用整齐的句法，主要为四言，有时也适度利用四六骈句，同时又能发挥散句的长处，节奏感与自由韵律得以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典丽而清拔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他善于吸取辞赋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赋状物写景的经验，如卷三高阳王寺条描写高阳王元雍的府宅：“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这里的“飞檐反宇”一语将静止的建筑作动态的形容，为直接采纳张衡《西京赋》“反宇业业，飞檐?献?献”之语而来。可见作者对前代京都大赋，由于其所表现主要是帝室皇居的空间之美，与本书有某种一致性，必有钻味。当他正面记叙某一贵族豪侈生活或某项京城盛典之际，笔端似有意带上了汉大赋式的气韵，这对传递出特定对象夸饰的本质，无疑是相得的。《四库提要》以“秾丽秀逸”四字品评此书的行文之美，从全书看，作者擅长整饬的四言句法，应是其中最为“秾丽”之处。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摘编仅作学习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有文章都会注明来源，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快速处理或删除，谢谢支持。

(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袁行霈等，来源：中国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