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渡之后，士族南迁，江南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南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当起于北方的隋、唐政权重新统一中国后，如何融合南北文学之所长，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学，就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了。这个问题的解决，经历了隋和初唐一百二十馀年的漫长探索过程。
北周大定元年（５８１），相国隋王杨坚受周禅即帝位，改元开皇，国号隋，是为隋文帝。开皇九年（５８９），隋师渡江入建康，南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投降，陈亡。中国经历了二百七十馀年的南北分裂，至此重新统一。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北齐、北周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如江总、许善心、虞世基、王胄、庾自直等。前者是北朝诗风的代表，后者把南朝诗风直接带入隋朝。由于南朝的文学比较发达，在诗歌体式和表现形式方面，为北方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便。如卢思道（５３２～５８３）采用以“思妇──征夫”为内容的南朝歌行体，写出了反映边塞军旅生活的名作《从军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与梁、陈文人的歌行体落笔常在“思妇”一边不同，此诗将描写的重心转到了“征夫”身上，以关塞苦寒生活为背景，抒写北地边塞生活的真情实感，多贞刚之气，有苍劲骨力，体现了北方诗人重气质的特长，历来为人称道。
卢思道入隋后写的作品并不多，不及杨素和薛道衡。杨素是隋朝的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边塞风霜行役的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在诗中表现得更为真切。他的《出塞》其二云：
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
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真挚而浓烈，有一种北歌的慷慨呜咽之音。这是杨素诗的一贯风格。他的《赠薛播州诗十四章》虽为思念友人薛道衡的述怀之作，也是一种真挚悲凉的情思和深雄雅健的气质，直诉别离悲情，不加藻饰而感人至深，史称其“词气宏拔，风韵秀上，亦为一时盛作”（《隋书 ·杨素传》）。在当时，薛道衡的某些作品也具这种朴实俊爽的风格，他与杨素唱和的《出塞》诗云：“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雁声。连旗下鹿塞，叠鼓向龙庭。”苍凉悲怆的情调中，洋溢着征战者勇往直前的气概。
北方文人在学习南朝文学的表现手法时，诗风也发生变化。如卢思道的《棹歌行》、《美女篇》、《夜闻邻妓》、《后园宴诗》等，着意描写女性的体态服饰和媚眼纤腰，难免由此而陷于轻艳。薛道衡的名作《昔昔盐》，因其中的佳句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而见称于世，诗中所写乃南朝诗常见的闺怨题材，清辞丽句，委婉细腻，情调和趣味偏于齐梁风格。
在隋文帝时代，北、南两种诗风是同时并存的，甚至在同一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来，但到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身边聚集了一批南朝文士，隋代文学就明显地向重文采的南朝诗风方面发展了。虞世基是南朝文士中较有名望的一位，曾写过《出塞二首》等较好的作品。隋炀帝即位后，他成为深受器重的文学侍从，所作应制诗《四时白纻歌》、《奉和望海诗》等，着意于词采的华美和对仗的工整，纯粹是为作诗而作诗。当时炀帝身边的许多文士，如王胄、庾自直、诸葛颖等，作诗亦复如此，甚为雕琢堆砌而了无生气，故鲜有可观之作留存。
相比之下，倒是隋炀帝本人所作的乐歌中，有一些清丽明快之作，如《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诗题出自宫体，情调却类于南朝民歌，能写出清丽明净的江南风物之美。这使隋炀帝创作的乐府诗，高出他身边文臣的应诏奉和之作。他常以此自负，以天子之尊，却附庸风雅，以文学领袖自居，常聚集文人宴饮赋诗，沿袭梁、陈贵族文人以诗为娱的生活方式，使诗歌创作转向咏物和咏宫廷生活琐事，很快就走向了贵族文学的末路。
终隋一朝，南、北文学的合流仅限于诗风的相互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而不同的过渡性质。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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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袁行霈等，来源：中国文学史，来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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