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涌现出大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而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初唐以来讲究声律辞藻的近体，与抒写慷慨情怀的古体汇而为一，诗人作诗笔参造化，韵律与抒情相辅相成，气协律而出，情因韵而显，如殷璠所说的“神来、气来、情来”，达到了声律风骨兼备的完美境界。这成为盛唐诗风形成的标志。

　　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前后，是盛唐诗风形成的关键时期。武后时兴起的重视文词的进士科，至此进一步演变为“以诗赋取士”，而且乡贡入试者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国子监生徒，为各地有才华的寒俊文士打开了入仕的希望之门。加之喜延纳才士的张说和张九龄先后为相，长安成为四方乡贡文士的聚散地。过去那种由宫廷侍从型文人集团主持诗坛的局面，为各种松散的才子型诗人群体间的争奇斗妍所取代；诗歌创作“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并形成不同的风格群体，创造出各种诗歌之美。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代表作家，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后家于蒲（今山西永济），生于武后长安元年（７０１）。从１５岁起，他游学长安数年，并于开元九年（７２１）擢进士第，释褐太乐丞，因事获罪，贬济州司仓参军。此后他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涯，曾先后隐居淇上、嵩山和终南山，并在终南山筑辋川别业以隐居。他也向宰相张九龄献诗以求汲引，官右拾遗，又一度赴河西节度使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还曾以侍御史知南选。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安史乱起，至德元年（７５６），叛军攻陷长安，他被迫接受伪职。次年两京收复时，他因此被定罪下狱；但旋即得到赦免，不仅官复原职，还逐步升迁，官至尚书右丞。不过，王维晚年已无意于仕途荣辱，退朝之后，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于上元二年（７６１）卒于辋川别业，年六十一。

　　在当时许多想建功立业以扬名不朽的才士一样，王维早年对功名亦充满热情和向往，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他在《少年行》中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送张判官赴河西》诗则云：“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声调高朗，气魄宏大。王维赴河西节度使幕时到过塞外，他出塞前后写的诗，如《从军行》、《观猎》、《出塞作》、《送元二使安西》等，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其《使至塞上》云：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以英特豪逸之气融贯于出色的景物描写之中，形成雄浑壮阔的诗境。那无尽的长河、广阔地平线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烟，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

　　但奠定王维在唐诗史上大师地位的，是其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他精通音乐，又擅长绘画，在描写自然山水的诗里，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静逸明秀诗境，兴象玲珑而难以句诠。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在清新宁静而生机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之乐趣，精神升华到了空明无滞碍的境界，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

　　空明镜界和宁静之美，是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结晶。因心境空明，他对自然的观察极为细致，感受非常敏锐，像画家一样，善于在动态中捕捉自然事物的光和色，在诗里表现出极丰富的色彩层次感，如：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

　　日落昏暗，愈显江湖之白色；潮来铺天，仿佛天地也弥漫潮水之青色。一是色彩的相衬，一是色彩的相生。日色本为暖色调，因松林青浓绿重的冷色调而产生寒冷的感觉，这是条件色的作用。红叶凋零，常绿的林木更显得苍翠，这翠色充满空间，空濛欲滴，无雨而有湿人衣之感，这也是条件色的作用。至于“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则淡远迷离，烟云变灭，如水墨晕染的画面。王维以他画家的眼睛和诗人的情思，写物态天趣，宁静优美而神韵缥缈。

　　在当时，与王维齐名而同样以写自然山水见长的诗人是孟浩然。他的生、卒年均早于王维，但成名却在王维之后。

　　孟浩然（６８９～７４０），襄阳人，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４０岁以前，他隐居于距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曾南游江、湘，北去幽州，一度寓寄洛阳，往游越中。开元十六年（７２８），他入长安应举，结交王维、张九龄等人，开始遍交诗坛群彦。次年赋诗秘省，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一联名动京师；但却不幸落第。随后，他南下吴越，寄情山水。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入张九龄荆州幕，酬唱尤多。三年后不达而卒。

　　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他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云：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诗是赠张说的（一说赠张九龄），“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说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现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故诗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

　　孟浩然禀性孤高狷洁，虽始终抱有济时用世之志，却又不愿折腰曲从。张九龄可举荐王维，却无法举荐他。当他求仕无门，而且应举落第后，就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放弃仕宦而走向山水，以示不同流俗的清高。他在《夏日南亭怀辛大》中说：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抒发自己独自乘凉时的感慨，一句“恨无知音赏”，表明了诗人清高自赏的寂寞心绪。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池月清光、荷风暗香和竹露清响的兴象中，顿觉清旷爽朗。净化了的情思，用提纯的景物表现，有种单纯明净的美。

　　由于生活环境和性格气质的不同，在诗的写法和艺术风格方面，孟浩然与王维是有区别的。他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又如《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饰的特点。如《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写自己春晓时的感觉，不经意的猜想中透露出明媚宜人大好春光，似有惋惜之情，却又无迹可寻。诗语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相较而言，似比王维的诗更显淳朴，更接近陶渊明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

　　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而且偏爱水行，在乘舟漫游吴越水乡的过程中写了不少山水诗。遇景入咏时，他常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如《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再如《耶溪泛舟》：

　　落景馀清辉，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

　　前一首写日暮泊舟时的“客愁”，寂寞惆怅的孤独心绪，因野旷天低、江清月近而愈显清远无际。后一首表现傍晚泛舟时的散淡逸兴，老翁少女相对视，落落大方，情纯意洁，脱尽凡俗之气。语句平淡，淡得几乎看不到作诗的痕迹，而诗味却很醇厚。如果说王维的山居歌咏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的话，那么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则给人以洗削凡尽之感，情思的净化、语言的清淡，和诗境的明秀融为一体，将自然纯净的山水之美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划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秋登兰山寄张五》）；“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但非有意于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王维和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盛誉，影响很大。崔兴宗称王维为“当代诗匠” （《酬王维》诗序），王士源说孟浩然的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孟浩然集序》）。当时，以王、孟为中心，还有一批诗风与他们相近的诗人，如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张子容、常建等。

　　裴迪曾与王维一起隐居终南山，在生活情趣和创作风格方面受王维的影响很深。他的《辋川集二十首》就是两人的唱和之作。如《华子冈》：

　　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稀。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这是他写得较好的一首诗，虽远不能与王维的同题之作相比，但力求把诗写得明净一些的创作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储光羲的生活经历较为曲折。他登进士第后任安宜等地县尉，不久辞官归乡，曾与王维等人隐居终南山多年。旋又出仕，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接受伪职。后因此而被贬窜南方，卒于贬所。他的诗留存下来的比较多，《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田家杂兴八首》、《田家即事》等，是其直接写田园生活的代表作。在这些诗中，由于作者想表达的是返朴归真、养性怡情的思想，言玄理的成分较多，艺术上并不成功。储光羲写得较好的诗，是《杂咏五首》、《江南曲四首》等表达隐逸情趣的作品。如《杂咏五首》里的《钓鱼湾》：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由杏花春水和潭荷游鱼构成的明秀小景，融进诗人的敏锐感受和怡静心情，确有一种“格高调逸，趣远情深”（殷璠《河岳英灵集》评语）的韵味。在风格的自然淡远方面，与孟浩然的诗十分接近。

　　刘昚虚和张子容也是诗风与孟浩然相近的诗人。他们都是孟浩然的朋友，彼此之间常有唱和，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如刘昚虚的《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

　　木叶纷纷下，东南日烟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苍。暝色况复久，秋声亦何长。孤舟兼微月，独夜仍越乡。寒笛对京口，故人在襄阳。咏思劳今夕，江汉遥相望。

　　一种绵长的思友之情，寄寓于水长天阔的遥望之中，诗境澄淡清远。

　　张子容也有类似的诗作，如《除夜乐城逢孟浩然》、《送孟浩然归襄阳二首》等，写得较好的是《泛水嘉江日暮回舟》：

　　无云天欲暮，轻鹢大江清。归路烟中远，回舟月上行。傍潭窥竹暗，出屿见沙明。更值微风起，乘流丝管声。

　　写行舟江上时所见的景色，诗境清逸淡雅，与孟浩然的诗相似，但气味较薄而终逊一筹。

　　与王、孟诗风相近的诗人中，常建的创作成就最高。他中进士后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县尉，但大部分时光隐居于终南山和武昌江渚。他写归隐生活的山水田园作品，多孤高幽僻的隐逸风调，其灵慧秀雅和空明寂静，与王维诗十分相近。如《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把深山古寺的清幽和山光潭影的空明，写得极为真切，通于微妙至深的禅境。心无纤尘的幽远情思，融入万籁俱寂的宁静之中；而清润悠扬的钟磬声，又显出了静中之动，传达出生气远出的缥缈韵味。

　　这种表里澄澈的明秀诗境，不仅使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如常建在《江上琴兴》一诗中所说：“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清心澄虑，静观山水而生情，情具象而为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交融互渗而构成晶莹美妙的诗境。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大量出现，与隐逸之风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诗人，多有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即便身在仕途，也向往归隐山林和泛舟江湖的闲适逍遥，有一种挥之难去的隐逸情结。

　　但在盛唐士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有人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于是有“终南捷径”之说。而更多的是将归隐视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显示人品的高洁；进而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大自然的山水之美，确具有某种净化心灵的作用，能涤污去浊、息烦静虑，使人忘却尘世的纷扰，产生忘情于山水而自甘寂寞的高逸情怀。

　　这种山水情怀对于明秀诗境的创造十分重要。因唯有甘于寂寞，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觉，才能以一种虚灵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了山水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性情。孟浩然的纵情山水，还不时流露出深感寂寞的孤独；王维晚年的归隐，确已达到了他在《裴右丞写真赞》里说的“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的“无我”境界。因此，在表现自然山水的宁静之美方面，王维诗的心态更具典型意义。

　　王维《山居即事》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这是他独自隐居山中时的心态写照。由于生性好静而自甘寂寞，他能把独往独来的归隐生活写得很美，其《酬张少府》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无心于世事而归隐山林，与松风山月为伴，不仅没有丝毫不堪孤独的感觉，反而流露出自得和闲适。

　　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业时写的一组小诗，将诗人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表露得极为透彻。在明秀的诗境中，让人感受到一片完全摆脱尘世之累的宁静心境，似乎一切情绪的波动和思虑都被净化掉了，只有寂以通感的直觉印象，难以言说的自然之美。如：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一则说“不见人”，再则云“人不知”，复又说“寂无人”，在常人看来，该是何等的孤独寂寞！而王维则不然，因他所欣赏的正是人在寂寞时方能细察到的隐含自然生机的空静之美。那空山青苔上的一缕夕阳、静夜深林里的月光、自开自落的芙蓉花，所展示的无一不是自然造物生生不息的原生状态，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孤独，也没有惆怅，只有一片空灵的寂静，而美的意境就产生于对这自然永恒的空、静之美的感悟之中。

　　在王、孟等人的隐逸心态里，有一种脱情志于俗谛桎梏的义蕴；其心无滞碍、天机清妙的精神境界，比前人单纯心系归隐的山林歌咏要高一个层次。这也使他们向往的隐逸，超出了一般意义上苟全性命的避世隐居，具有更为丰富和新鲜的思想文化蕴涵。

　　王维很早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受当时流行的北宗禅的影响较大，晚年思想又接近南宗禅，撰写了《能禅师碑》。孟浩然、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等人，也都与禅僧往来很密切，作诗深受禅风的熏染。他们的山水诗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义蕴，饶有禅意和禅趣。

　　佛禅思想对王、孟等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无生”观念。王维作于早年的《哭殷遥》诗云“忆昔君在日，问我学无生”。直至晚年，他在《秋夜独坐》中还说：“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同样，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说：“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其《游明禅师西山兰若》则云：“吾师往其下，禅坐证无生。”此外，储光羲在《同王十三维哭殷遥》诗中亦说： “故人王夫子，静念无生篇。哀乐久已绝，闻之将泫然。”等等。“无生”之说，出于佛典里的大乘般若空观，是“寂灭”和“涅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流行于唐代士人中的《维摩诘经》里，就有“无生无灭是寂灭义”的说法。学无生所要达到的是一切毕竟空的“无我”之境。在《能禅师碑》中，王维说六祖慧能“乃教人以忍曰：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孟浩然《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则云： “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他们学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即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近于寂灭的虚空状态。这能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如光明自发一般，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慧识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

　　这种以禅入定、由定生慧的精神境界，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体悟到的一种心灵状态，对王、孟等人的艺术思维和观物方式影响极大。当他们从坐禅的静室中走出来，即习惯于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而息心静虑的对象，从而使山水诗的创作独具慧眼，由早期的写气图貌和巧为形似之言，进入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语）的意境创造。魏晋以来用玄学意味体会自然的山水审美意识，演进为以禅趣为主而契入禅境，禅境常通过诗境来表现。如王维《终南别业》里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尽处，自然也就是深山空静无人处，人无意而至此，云无心而出岫，可谓思与境谐，神会于物。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坐看时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那无心淡泊、自然闲适的“云”，是诗人心态的形象写照。对境观心而道契玄微，静极生动、动极归静、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情水态之中，化作天光云影，空灵而自然。

　　与坐禅相关联，王、孟等人多喜欢写独坐时的感悟，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清晖的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如王维《秋夜独坐》中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里的“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以果落、虫鸣、鸟声反衬山林的静谧，寄寓诗人的幽独情怀。再如孟浩然的《万山潭作》：“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又《武陵泛舟》：“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所写景物虽有不同，但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清幽寂静的情思氛围。类似的感情格调，亦多见于与王、孟诗风相近的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形成了偏于表现自然山水宁静之美的清淡诗风。

　　拈花微笑的空灵境界，是禅的最高境界，也是王、孟等人在山水诗创作中所追求的艺术极境。在他们创造的明秀诗境中，既有澄澹精致的宁静画面，又有绵邈灵动的情韵，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秀出幽深。倡导神韵说的王士祯说，王、孟等人的诗多入禅之作，所举诗句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常建）；“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孟浩然）；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刘昚虚）等。认为其“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其实，这些诗句表现的是诗人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轻微响动，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以象外而入于诗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与寂静。此外，王、孟等人还善于写静中之动，如静谧山林里的一声鸟叫、清潭中的游鱼、深山古寺的几杵疏钟等，能于空寂处见生气流行，清幽禅趣转化为诗的悠远情韵，更显冲淡空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多带有禅意和禅趣，但像王维那样直接契入空灵禅境的并不很多。王维诗独具特色的宁静之美和空灵境界，奠定了他在中国山水田园诗发展史上他人难以企及的正宗地位。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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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袁行霈等，来源：中国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