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近三百年间，思想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唐初修《五经正义》，已含有统一儒学解释权之意。从立国之本说，儒学是基础。而在思想领域，则是儒、释、道并存。唐王室以老子为祖先，庄子、列子、文子都被封为真人。《老子》、《庄子》、《列子》、《文子》被列为经，开元年间更设道举科，四子列入考试科目。太宗支持玄奘译经，玄宗既亲注《孝经》，又亲注《道德经》和《金刚经》，颁行天下，这都是兼取三家思想的明证。三家都卷入政争之中，政治地位时有起伏，而思想地位则始终平等。儒、释、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说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在政权运作（如法律依据、社会结构与社会伦理等）方面，在人材选拔与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持儒家入世的进取的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则就时时杂入释、道。这些方面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唐文学的发展。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禅宗尤其如此，它已经深深契入中国文化之中。佛教对于唐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来。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绩、沈佺期、宋之问、张说、孟浩然、王维、岑参、常建、李颀、杜甫、李白、韦应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贺、许浑、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吴融、黄滔、韩偓、杜荀鹤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佛教影响的印记。有的在诗中直接讲佛理，如“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孟浩然《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始觉浮生无住著，顿令心地欲昄依”（李颀《宿莹公禅房闻梵》）。“有起皆有灭，无暌不暂同”（白居易《观幻》）。有的表现的是一种禅趣，一点禅机，如“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酬张少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禅宗讲体的自性，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藉着具体的物象，来表现难以言传的一点禅机。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影响，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影响。它给唐诗带来一种新的品质。唐诗中空寂的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佛教对于唐文学的积极的影响。

　　佛教对唐文学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清人编《全唐诗》，收僧人诗作者１１３人，诗２７８３首。这些僧人的诗，有佛教义理诗、劝善诗、偈颂，但更多的是一般篇咏，如游历、与士人交往、赠答等等。僧诗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梵志诗、寒山诗。王梵志诗今存３９０首，似非出于一人之手。写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层的贫困与不幸；表现佛教思想的，大体劝人为善。语言通俗，当时似广泛流传民间。寒山诗包括世俗生活的描写、求仙学道和佛教内容。其中表现禅机禅趣的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僧诗外，士人与佛教的广泛联系，与僧人的广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诗中。《全唐诗》中有此类诗２２７３首，二者相加，占《全唐诗》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三。就是说，十首唐诗中就有一首与佛教有关。

　　佛教在唐代的广泛影响。直接拓广了文学的体裁。俗讲与变文，就是这时出现的新文体。这种文体的主要特征，在便于讲唱，内容为佛经，而形式则与当时的民间说话一样，带着通俗文学的性质。

　　道家和道教对唐文学也产生广泛的影响。道家思想对于唐代文人来说，主要是使他们返归自然，生一份对于自然的亲和力。唐人写了许多以《逍遥游》为母题的赋，但都把大鹏作为抒发壮伟气概、表现巨大抱负的形象。他们离开了庄子物我两忘、万物齐一的根本精神，于无为中求有为，从无为走向进取。道教对于唐人人生信仰的影响更大些。这主要表现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上，唐代作家如王勃、卢照邻、陈子昂、宋之问、张九龄、李颀、王昌龄、岑参、白居易、李商隐等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诗里有许多神仙世界的描写，李白笔下的泰山、天姥山、莲花山的神仙幻境，李贺笔下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李商隐笔下的圣女、嫦娥、龙宫贝阙的形象，都是道教影响的显例。连以写实著称的白居易，也在《长恨歌》的结尾幻想了一个神仙世界。神仙思想还极大地丰富了唐传奇的想象力，使其情节更富于浪漫色彩。

　　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单独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响的。他们大多儒释道的思想都有，只是成分多少，或隐或显的问题。儒家思想的影响，给唐文学带来了进取的精神，佛教的影响丰富了唐诗的心境表现，道教的影响则丰富了唐诗的想象。对于唐文学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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