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同世纪末（同、光），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彻底暴露了清王朝腐朽无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这个政治经济的新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一八九八年（戊戌）的变法维新，就达到了这一运动的顶点。作为改良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就是诗歌改良运动，就是梁启超等所谓“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发生，是改良运动的需要，也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进一步的发展。在戊戌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三言不识乃鸡呜，莫共龙蛙争寸土”：这就是谭嗣同所自喜的“新学之诗”。喀私德，Caste的译音，指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巴力门，Parliament的译音，英国议院名；龙指孔子，蛙指孔子教徒。可见这时所谓“诗界革命”或“新诗”，确如梁启超所批评，只是“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诗界这种尝试，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并试图解决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判“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是“诗界革命”的一个发展，它要解决的虽然仍是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但它却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

　　在改良运动中，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个诗人。

　　黄遵宪（１８４８—１９０５）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旋为驻日本使馆参赞，到一八九四年为新嘉坡总领事，先后在国外十六七年。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文明所吸引，思想和创作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最初他认为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应了解并学习日本的变法维新，这就是他著作《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的由来。后来他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看穿了美国选举总统所谓“民主”的丑剧，作《纪事》，给以有力的嘲笑和批判。但他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在任驻英国使馆参赞时，却又羡慕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并终于树立了“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从新嘉坡回国后，他在上海参加了以康、梁为首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又到湖南助陈宝箴创行新政，提倡变法。戊戌政变后，遂隐居乡里，以诗人终。他是一个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也是一个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改革腐朽内政，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者和诗人。

　　“穷途竟何世，馀事作诗人”。黄遵宪不甘以诗人自命，是有他更大的政治抱负的。他对梁启超说自己作诗是“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从这种态度出发，他在诗创作上也提出比较进步的主张。早在他二十一岁时作的《杂感》诗里即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并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别创诗界之论”。后于伦敦使署作诗集自序，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即要求诗要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模拟古人，因为“今之世异于古，则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在表现方法上，他却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对于材料语言，他认为要尽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历史语言资料，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从而创造那“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他说：“风雅不亡由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他的诗论主张表现了变古革新的精神，他的创作实践也表现了“新派诗”的风貌。

　　黄遵宪的诗，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的领域。“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已亥杂诗》）。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接触了新世界，就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源泉、新意境。有名的《今别离》四首，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确实给诗界带来了新气息：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倾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其一，咏轮船火车

　　这类诗，写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表现新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创造。他写新世界的景物，如《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即景抒情，奇境独辟，广阔的眼界和胸襟消融了向来旅客所惯有的孤独情绪，也是近代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反映。

　　但更重要的是，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逐客篇》写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廉价劳动力去开发美国，“蓝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而后又百般地虐待华侨，驱逐华工。诗人愤慨地写道：“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冯将军歌》模仿《史记?魏公子列传》不断重复“公子”的手法，全诗连续用“将军”的称呼，热情地歌颂年老的冯子材英勇地抗击法国侵略军的光辉战绩，并希望继起有人，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命运：“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度辽将军歌》揭露湖南巡抚吴大澄在中日战争的可耻失败：

　　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将军乡者曾乘传，高下句骊踪迹遍；铜柱铭功白马盟，邻国传闻犹胆颤。自从弭节驻鸡林，所部精兵皆百炼；人言骨相应封侯，恨不遇时逢一战。雄关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风颠。岁朝大会召诸将，铜炉银烛围红毡；酒酣举白再行酒，拔刀亲割生彘肩。自言“平生习枪法，炼目炼臂十五年；目光紫电闪不动，袒臂示客如铁坚。淮河将帅巾帼耳，萧娘吕姥殊可怜；看余上马快杀贼，左盘右辟谁当前？”鸭绿之江碧蹄馆，坐令万里销烽烟；坐中黄曾大手笔，为我勒碑铭燕然。么麽鼠子乃敢尔，是何鸡狗向虫豸！会逢天幸遽贪功，它它籍籍来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颜行聊一试。待彼三战三北馀，试我七纵七擒计。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弃官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将军终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复归来。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风哀。幕僚步卒皆云散，将军归来犹善饭。平章古玉图鼎钟，搜箧价犹值千万。闻道铜山东向倾，愿以区区当芹献。借充岁币少补偿，毁家报国臣所愿。燕山北望忧愤多，时出汉印三摩挲。忽忆辽东浪死歌，印兮印兮奈尔何！

　　诗人把无比的愤怒变为冷峻的讽刺，通过对这位愚昧无能而狂妄自大的“将军”的描摹，典型地揭露了清王朝及其官僚将帅们的昏庸腐朽。随着中日战争的节节失败和清延的丧权辱国，他写了《哀旅顺》、《台湾行》等一系列叙事诗。诗人的爱国热情始终是昂扬的，他曾用通俗的形式作《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二十四首，大力鼓舞抗敌情绪。这实际是有组织的一篇长诗，分为二十四章，每章末字连缀起来，成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例如《军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裾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险艰！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靡肩，前前前！

　　……

　　梁启超说“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可想见它对当时读者的鼓舞力量。又曾作《幼稚园上学歌》十章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教育少年儿童的爱国思想，情调与此相近。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带着悲愤的心情作《感事》诗，揭露顽固派的残酷愚昧，悼念维新党人的横遭斥逐，或惨被杀害。但他坚信中国未来的政治趋势必然要经过“变从西法”的道路。在晚年的《已亥杂诗》中，他写道：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脸，手书心史井函中。

　　他所希望的“大同”实即改良派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

　　黄遵宪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系统地具体地记录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他的诗有“史诗”之称。他知识广博，当时所谓新学和新世界的见闻，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无不用来作诗，他的作品多宏篇巨制，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因而他确实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但黄遵宪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因为要保存旧风格，就不得不保存旧形式，极力运用旧典故、旧语词、旧句法。因而诗体就不能彻底解放，成为真正的“新诗”。他的若干“史诗”相当难读，实由于摆脱传统束缚不够，用典过多，几乎无一字无来历，显然和“同光体”的影响有关。当然，在思想内容上，对帝国主义的凶恶本质，以及改良派所幻想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等等，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局限，固不必说，即对清王朝的腐朽罪恶的揭露也还不够深广。他的诗表现着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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