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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和《汉书》

作者:袁行霈等     来源: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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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 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 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 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 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 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 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 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 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 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 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 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 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 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 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 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 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 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 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 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 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 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 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 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 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 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 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 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 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 《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 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 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 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 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 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 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 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 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 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 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 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 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 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 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 《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 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 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 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 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 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 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 “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 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 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 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 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 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 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 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 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 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 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 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 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 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 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 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 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 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 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 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 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 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 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 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 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 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 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 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 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 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兒。弄兒即日磾长子也。 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兒受到天子的宠爱而 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 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 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 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 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 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 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 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 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 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 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 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 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 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 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 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 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 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 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 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 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 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 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 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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