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初发生这场深刻的变革，是与晚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发生的深刻变革有密切关系的。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军舰与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伴随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中国的主权一步步丧失，中国的领土一块块被蚕食，被瓜分；而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以思想文化的观念形态输入到中国，使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以天下中心自居的中央帝国，开始感到与自己从来都瞧不起的西方“蛮夷”间的差距。于是，研究西方，学习西方，赶上西方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精英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世致用”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一个接一个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作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世纪性难题，它使无数精英们苦恼、困惑。

　　这一世纪难题，到20世纪初才有了答案。是鲁迅在上世纪初第一个明确地指出：不论是“竞言武事”的洋务运动，还是“制造商贾立宪”的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都非“根本之图”，而是“舍本逐末”的办法。中西差距的根本在“人”。他把“立人”作为学习西方、救国图存的根本。他认为，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文化偏至论》）。把呼唤人的觉醒，启发国人自觉看作救国的根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启发国人的觉醒，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于是文学的变革与现代化就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所发生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要求文学的现代化，而文学的现代化又要借助于社会的变革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文学革命由呼唤人的觉醒到关注社会与民族的解放，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一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尽管曾经辉煌灿烂，但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已经日趋衰败凋零。在价值观念上，它以维护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为宗旨，把为封建统治阶级“明道”、“载道”，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作为其根本使命。在内容上，它把上流社会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作家的人格追求大多被封建伦理、道统所囿。其忧患意识也往往与忠君思想紧密交融。这些都是与现代社会完全相悖的。

　　到了近代，尽管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曾提倡过文学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变革与文学革新的要求，但他们政治上的妥协态度使他们在文学变革上同样表现出来，因而从文学的内容到形式都未能超越封建思想伦理的樊篱。文学现代化历史变革的使命他们并没有完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的社会力量在新的时代潮流影响下开始的一场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鸦片战争以来惨痛的教训与当时严酷的现实，尤其是辛亥革命失败，使社会精英们深深认识到，要使中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必须使中国从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神学的封建儒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得到彻底解放。因此，批判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倡导科学民主，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言论自由，就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口号。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发现，传统的封建思想和伦理观念之所以传播得那么深广，那么无孔不入，除了封建政治力量的支撑外，封建旧文学对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彻底冲破封建思想和伦理观念对人们精神的束缚，就必须对传播它的旧文学进行彻底的革命。同时，新文化运动也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发动和宣传群众。而这又不能利用僵死陈腐的旧文学，需要在内容形式上进行改革与创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就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爆发了。

　　文学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和深入发展的产物，它一开始就把文学内容的革新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批判封建旧文学所宣扬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揭露其扼杀人性、束缚人的思想、麻醉人的灵魂的本质和为此而运用的种种手段与伎俩，控诉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就成了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与此同时，宣传从西方引进的科学民主思想，表现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思想自由的强烈要求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于是，随着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新文化运动不仅日益向纵深发展，而且逐步由社会精英向广大民众普及，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与增长。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在文学革命两年后爆发就是明证。

　　既然文学革命是启发人们精神觉醒的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所面对的接受对象就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这就要求新文学在革新内容的同时，必须在文学形式包括语言形式上进行革新。文学革命把文学语言的革新作为突破口，就是要使新文学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为古奥艰涩的文言文到了20世纪初已经远远脱离了人民大众的口语，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文化与文学的工具。文学革命掀起的废文言兴白话的语言革新运动,不仅为文学的大众化,使新文学面向普通群众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整个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扫除了语言障碍。

　　五四文学革命,作为被后人称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精神觉醒,当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后,开始自主自觉地思考有关人生、社会、国家、民族等问题。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学关注的侧重点在个人的解放，即人的自主、自立（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等；那么三十年代所关注的重点则转向了社会（阶级的、民族的）解放；而到抗战爆发后的四十年代，以抗日为中心的民族解放战争则成了新文学最关注的中心课题。这种转变并非像有人所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运动与中国实际结合和深入的必然结果。

　　人的解放最根本最重要的当然是人的自主自立，正像五四时期大力倡导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都是人的解放最基本的内容。但是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深入探索人的解放的过程中开始发现，人的解放的每一步，都与社会的、阶级的、民族的处境和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割裂开来的青年们刚刚为了个性解放冲出封建的深宅大院，很快就在社会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陷入“梦醒了以后无路可以走”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困境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才逐步受到新文学作家的重视，新文学才由单纯关注个人的解放转向在社会解放中探索个人解放的新视角。这就是新文学在三十年代转向革命文学的内在原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将整个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每一个要生存的中国人就不能不起来参加和关注抗战。人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就不能不是中国人民求生存的文学，即抗日的文学。如果说老通宝、云普叔们最后的觉醒是在亲历了黑暗现实的压榨和革命者的反抗斗争后实现的话，那么，俞实夫、祁瑞宣们的觉醒则是目睹了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累累暴行和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浴血奋战的壮举后完成的。而正是千千万万的老通宝和祁瑞宣们的觉醒，才使中国的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了胜利。可见，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促进了“启蒙”的深入，“启蒙”促进了“救亡”的胜利。相反，那种完全与中国现实相隔绝的所谓“启蒙”，只能成为少数人书斋里的清谈，于国于民无补。

　　由于文学革命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而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进行的一场革命，因此，由这场革命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形式、创作方法和审美观念上都受到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这是十分自然的。以启蒙为己任，以呼唤人的觉醒为宗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批判“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文学观的同时，将关注现实人生，特别是关注普通人的命运的现实主义作为自己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最基本的方法。在这种新的文学观与创作方法的指导下，小说、戏剧这些在封建时代长期遭鄙视的文学形式被推到了文学的正宗地位，其艺术形式得到革新丰富和提高。尤其小说这种在旧文学史上被置于三教九流之外的文学样式，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居于中心与主导地位。由于文学语言的革新和对外来形式的大胆吸收，小说的文体形式、叙述角度和结构方式都得到迅速的丰富与发展。从体式上看，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的话，到三十年代以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则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叙述的角度看，虽然传统的第三人称仍是不少作家常见的叙述方式，但更多的作家则常采用第一人称，还有少数作家尝试第二人称。从结构方式看，既有以故事情节为主体的传统的结构方式，也有以思想情绪的发展变化为主干而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心理结构方式的作品。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旧文学史上虽无地位，但它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极其深广。文学革命在对传统戏剧内容陈旧形式僵化的批判中引进西方的话剧取代它，使戏剧艺术在贴近生活、贴近时代方面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完全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因而曾走过一段弯路。这种现象在三十年代以后尤其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才开始得到纠正。

　　诗歌在打破僵死的旧格律的束缚后，不仅在外在的语言形式上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且在艺术形式、审美观念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诗体的解放不仅产生了形式自由的自由体诗和在变化中求整齐的新格律体诗，而且出现了和传统诗歌观念完全不同的象征派和现代派诗歌。在散文这一传统文学源远流长成就辉煌的艺术领域，新文学以自己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博采中西的科学态度，使散文这一旧文学认为难于逾越的高峰被突破，被超越。尤其是杂文、散文诗这些新形式的出现更说明了这一点。

　　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学相比较，现代文学的成就和贡献似乎都是西方文学的影响的结果。如果仅仅从表面与形式上看问题，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深入研究，答案就会不同。现代文学对旧文学的革新虽然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但他的发生与发展则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虽然明显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的手法与技巧，但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仍然是深刻而巨大的，只是这种影响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出现，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加上作家自己有意无意的回避，就会给人以错觉。实际上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无一不从传统文化与文学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当然，应当承认，新文学初创时期在理论上对传统否定的多、继承的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倾向很快就被发现并且不断地得到纠正也是事实。那种所谓“五四新文学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断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现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实际，本书将现代文学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文学的初创期、新文学的转型期和新文学的调整期。

　　新文学的初创期是1917--1927年。它是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从启发民众觉醒这一根本宗旨出发，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向束缚人们精神的封建旧思想和旧文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文学革新的浪潮。取得了重大实绩。白话文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新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新文学社团蜂起，新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一种内容与形式全新的现代文学在文学革命的高潮中冲破旧文学的重重阻挠,出现于中国文坛，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多姿多彩的崭新景象，使古老而衰亡的中国文学重新焕发了生机。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为新文学埋下了第一块基石；胡适的白话诗和话剧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尝试。郭沫若的新诗开创了中国自由体诗歌的崭新形式。新月社“三美”主张的提出为刚挣脱旧的格律束缚的新诗制定了新的规范，象征派的出现则从内涵上突出了诗的含蓄凝炼的特征，对早期新诗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创造社的自叙小说以及乡土小说等小说形式的出现，不仅使小说反映生活的内容大大丰富，而且使小说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新文学的散文创作几乎是与文学革命同时产生的。五四时期那倡导文学革命的议论文章与形式短小精悍的战斗的杂文，就是新文学史上最早的散文。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艺术性的散文由理论的倡导到“美文”的出现，散文创作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繁荣局面。戏剧创作虽然由于理论上的偏颇和早期新剧“文明戏”的挫折，走了弯路，但在话剧的定位与确立上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它不仅使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主要戏剧形式的地位得到确立，而且出现了有影响的剧作与剧作家。

　　新文学的转型期是1928--1937年。这是新文学由呼唤“人的解放”向呼唤社会解放转型的时期。社会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人们开始懂得了“人的解放”离开社会变革只能流于浮泛的空喊，大革命的挫折使新文学作家更自觉地将文学与革命联系起来。于是就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左联的成立。由“人的文学”到“革命文学”，这既是新文学的转型，又是它的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获得了新的理论武装的新文学作家以新的姿态投身于革命文学的建设。艰苦的环境使他们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与考验，甚至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文学在这一时期较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在创作题材的开拓、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艺术形式的创新上成果突出。左翼作家的小说以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和新的主题使新文学摆脱了苦闷彷徨的情绪，而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的长篇小说不仅显示了新文学的辉煌艺术成就，而且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鲁迅的《故事新编》不仅以表现“中国人脊梁”的新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其小说主题的巨大进步，而且以独特的古今交融的手法的大胆运用,实现了对现代小说表现形式的突破与创新。现代派小说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而且带动了小说美学观念的发展与更新。

　　诗歌创作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继续曲折地向前发展。后期新月社和现代派诗歌虽然对纠正早期新诗重理性及散文化倾向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的贵族化倾向将新诗引向极狭小的空间，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中国诗歌会以倡导诗歌的大众化为旗帜，使新诗重新回到现实与民众之间。

　　戏剧创作虽然仍是话剧一花独放，但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曹禺《雷雨》、《日出》等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田汉、洪深、夏衍等的剧作使话剧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新局面。散文创作在前期杂文、艺术散文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最引人瞩目的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正式登上文坛。小品文创作围绕着“幽默”问题展开的论争自然与当时特殊的环境有关，但这本身也是散文创作形式多样化与深入发展的表现。总之，转型期的创作，由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作家们获得了新的理论武装或者受到新的思想影响，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较前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使本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创作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新文学的调整期是1937--1949年。一九三七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使新文学不得不对文学的内容形式乃至文学观念进行全面的调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作家都不能也不会对民族救亡的使命无动于衷。形势迫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不能不调整步履，以适应战时的新形势。从三七年到四九年十二年的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战争与救亡发生紧密的联系。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包括思维方式和审美心态，促成了许多战时特有的文学现象：战争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心态及题材、风格。即使某些远离战争现实的创作，也不自觉地打上战时的烙印。因此文学发展的时事性显得十分明晰。和其他历史时期另一不同的是，由于战争使中国形成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个社会背景完全不同的政治版图，也就自然出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发展模式。

　　国统区占全国的面积最大，拥有作家最多，文学思潮与创作也较为活跃。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整个国统区文学呈现一派昂扬激奋的基调。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文学活动转向以“救亡”为中心的宣传呐喊活动。“救亡”焕发了巨大的凝聚力。各派作家捐弃昔日对立的前嫌，统一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为了“救亡”的需要，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形成了文艺界抗敌统一战线。“文协”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毫不勉强地被不同流派的作家所接受。他们走出大都市的亭子间与书斋，下乡入伍，投笔从戎。作家的生活环境与接触对象发生了巨变，其思想感情也就发生了巨变。文学创作活动与广大民众相结合，文学创作有了共同的爱国主义主题，表现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新人形象和新的民族性格。英雄主义成为多数文学创作的基调。

　　由于战时的宣传所需，出现了许多小型灵活的文学体式，如街头诗、枪杆诗、传单诗等。这些文学形式具有鲜明、昂扬的特色。

　　同时，随着爱国主义主题的扩展与深入，文学题材也向纵深开拓。作家深入民众生活，解剖民族痼疾,揭露现实黑暗势力，总结民族历史经验教训，作为现实的借鉴。为此，文学的艺术表现也必然要追求其应有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于是又产生了许多主题思想深刻，人物形象内涵丰富的作品。历史剧、现实剧、小说、长篇诗歌等，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家》和《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陈白尘的《升官图》；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等，创作成绩显著突出。同时作家们还译介了许多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国统区文学的两个主要流派--“七月派”与“九叶诗人”从引进的外来文学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促进了小说与诗歌的现代化，使其更接近复杂、快捷的生活节奏。

　　解放区文学的特色，在于使普通工农兵成为作品重点表现对象、在于对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自觉探求，使文学的“根”深深扎到民族文化土壤和人民的生活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解放区创作出许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格调明朗、形式朴素的文学作品，出现了新评书体小说、新闻体小说、散文体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新歌剧等新的文体，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等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等等。

　　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以后，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的4年零1个月的时间内，有一部分留在上海租界这一形似“孤岛”的特殊环境中的作家，仍然坚持抗日文艺运动，坚持出作品、办刊物、演戏剧，成绩斐然。这一特殊时间与特殊地点的文学活动史称孤岛文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学也属沦陷区文学；“七七”事变后又出现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它们统称“沦陷区文学”。日伪统治的文化政策的核心是要禁绝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为此而实行大规模“焚书坑儒”。另外，又千方百计强迫和诱使作家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写作。这样，沦陷区作家处于非常不自由的状态，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挣扎，坚守着文学阵地，进行着文学创作。

　　总之，调整期的文学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坚持和发展了新文学将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原则，将人的解放的主题置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使启蒙的使命在救亡中得到继续和发展。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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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张同俭，闫玮，来源：新编现代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