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 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 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 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于是，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 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
与题材方面的变化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 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引起扬雄的批评。到 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 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 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 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世风的变化不仅导致赋的创作在题材选择和宗旨的设定方面出现新的取向， 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差异。昔日以铺张扬厉、汪 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 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骈俪对偶的句式。赋的风貌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节 京都赋的崛起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作 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光武帝 定都洛阳，而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了牵动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也为文 学家普遍关注。杜笃（？－７８）作《论都赋》，假主客问答以论都洛只是权宜 之计，唯长安乃是“帝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主张返都长安。在这篇赋中， 传统的铺陈手法和讽谕的宗旨都体现于对新的题材、新的对象的描摹中。他历数 汉王朝自高祖至平帝传十一世的发展变化，指出，“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 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以此证明长安为王气之所在。作者又从几个方面 夸张地描写了西都王气的表现，最后归结为“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 都”。这篇作品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 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 基础。
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 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３２－９２）的《两都赋》，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两都赋》前有序，说明作赋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则是“海内清平，朝廷无 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 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他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 法度”。这说明他作比赋的背景同杜笃是一致的，只是两人的观点、感受正相反。 他把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 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
《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作品虚拟 “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谈话构成过渡；同时，两个人 物分别代表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在宾主的设定之间，作者的立场已明 晰可辨。
《西都赋》重在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过“西都宾”之 口，盛赞长安形胜为中土之最：周、秦、汉三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这是作为 国都得天独厚的条件。西京具有东都无可比拟的物质基础：建设之宏大，郊畿之 富饶，坚城深池之固，士女游侠之众，品物之盛，华阙崇殿之巨丽，掖庭椒房之 尊贵，离宫苑囿之壮观，皆冠于天下。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市、宫殿的壮美别具 特色；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隋侯明 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悲翠火齐，流燿含英。悬黎垂棘，夜光 在焉。于是玄墀釦砌，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 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 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在众多的宫室寝殿中，昭阳殿富丽堂皇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镶金嵌璧，奇 珍异宝，到处流光溢彩、馥郁芬芳。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 现出化阙崇殿的壮丽之美。
长安形胜天人合应，宫殿巨丽冠于古今。这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众人所炫 耀的，是“国家之遗美”。在汉赋中，被铺张描绘的事物未必就是作者所肯定的， 有时还恰恰是作者所要批评的。然而，从《西都赋》对长安热情洋溢的赞美中可 以看出，作者对这三代帝京所体现的巨丽之美还是非常欣赏的。只是他对西京巨 丽之美乃至京都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同作品中“西都宾”所代表的西土耆老有所 不同。在后者看来，京都只能像长安那样，否则便不配作为都城。这是旧的京都 意识，它以品物繁盛的唯一标志。班固同西土耆老的分歧也正在于此。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 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 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 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认秦昭襄王、 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 盛。《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作品的立意 在《东都赋》卷末表述得很充分。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 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们 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 的重要性。他以充分体现出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 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 集中体现。
作品的讽喻对象可分为直接针对者和间接讽喻者两类。直接批评的是以西土 耆老为代表的坚持旧京都观的人；间接讽喻的，也是作品最主要的讽喻对象则是 天子及其周围的决策集团。作品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固然希望天子不要迁返长安， 而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西京与东京的对比，对当前政治有所规谏。他的京都观具 有深刻的内涵，他要用光武帝、明帝在礼乐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导决策者 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在进贤修德，在完善文治方面超越古代圣王。
在《东都赋》中，他着力描绘了洛阳的法度，也就是后汉的制度之美。他盛 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作为与西都的巨丽 之美相对比而着力描绘东都法度之美，较多地体现在明帝朝。作品充分肯定明帝 朝崇盛礼乐，修明法度，巡狩万国，稽考声教所取得的成就，在作者笔下，这是 东都区别于西都的主要之点。体现了法度之美的东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出与 西都的差异。在宫室苑囿建设中，它不追求令人登临生畏的崇殿华阙，而是强调 宫室光明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中和之美；它不追求太液池的波涛浩 淼、昆明湖的茫茫无涯，而要发萍藻以潜鱼，使池沼得以化育生灵。天子定都洛 阳之后的田猎，不是为了“盛娱游之壮观”，而是“简车徒以讲武”；其间也有 浩大的声势、有勇猛的搏杀，但却不是“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不是“草木无 馀，禽兽殄灭”，而是“乐不极盘，杀不尽物”，要在田猎中体现出礼制、法度， 在与西都相同、相近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至于“目中夏而布德”，使得 武帝所不征、宣帝所不臣的远人，纷纷来朝；会同之期，盛礼兴乐，庆贺承平， “班宪度”，“昭节俭”，布教化于海内，更是前代无法比拟。在新旧两个都城 的比较之中，作者的政治理想、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京 都就应该体现出天子的风范，而天子的风范应当集中表现在重声都、崇文德、尚 礼治的法度之中。
《两都赋》对天子风范的向往和描绘，带有鲜明的理想化的色彩。然而这正 来自他对京都和京都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也是他赋予作品的较高的宗旨。这一宗 旨与其同时代的杜笃、傅毅等人的有关作品相比，无疑要远胜一筹。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如上下篇相 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过渡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展开过程等，然而， 他的创新也很突出。
以往的赋，对所不赞成的社会现象常常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而作者的正 面主张则在文章结尾处画龙点晴，这被称为“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在《两都 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 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作者的主张、见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对东都各 方面事物的陈述中，表现出他的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 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在展现京城 的华美风貌时，既有大处泼墨的建章宫崇殿华阙、太液池浩瀚波涛，也有工笔描 摹的昭阳宫墙、椒房玉阶。作品的风格同其所描写的内容契合无间，《西都赋》 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 可见。作者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也使作品增色不少。
在以都会或京都为题材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并在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的还有张衡（７８－１３９）的《二京赋》。张衡是东汉中期著名的科学家和文 学家，他见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拟班固《两都赋》，创作了 《二京赋》。《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两都赋》，以《西京赋》、 《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 安地势的有利，建都的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 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 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 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 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方面，见出作者的否定之意。《东京 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在对东都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 中，在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 的陈述间，使人感受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 治成就。
《二京赋》中安处先生的两句话：“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 凝聚了作者的创作宗旨。这是较为宽泛的讽喻，意在突出奢与俭的对比。这同班 固的《两都赋》及其前后产生的以京都为题材的作品相比，都有所不同。作者务 求在作品的体制、规模方面超越前贤，在铺陈过程中面面俱到，而不追求素材的 代表性与典型意义。尽管如此，《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紧 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在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中，较具特色的作品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 赋》。《两都赋》、《二京赋》、扬雄的《甘泉赋》都对宫殿的壮丽华美作了生 动的描写，王延寿则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才能。王延寿少有异才，客游鲁， 见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的灵光殿巍峨壮美，且经王莽之乱后，西京宫室多废坏， 而此殿独存。他既惊愕其崇高壮丽，又慨叹其历劫难而未毁，这成了作者艺术构 思的精意所在。对于宫殿雄伟的外观、豪华的殿内装饰、精巧的栋宇结构，无不 进行细致的描写。尤其是殿内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在延寿笔下栩栩如生。这 篇赋的成功，为延寿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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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袁行霈等，来源：中国文学史，来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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