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丨我家的缝衣机
阳台一隅,那台缝衣机静默如老友。时光在它油渍斑驳的铸铁机身上沉淀出深褐的包浆,细密的针脚声却依然清晰,笃笃笃,敲打着四十余载的光阴。这声音是家的底噪,从1983年妻子在临汝镇供销社将它搬回那日起,便再未停歇。
缝衣机是妻子用卖书的钱换来的。书页的墨香与金属的冷硬,在她手中完成了一次奇妙的置换。这桩心愿,早在婚前便在她心里扎了根。母亲曾托付白沙街一位远房亲戚,奉上在当时堪称巨款的150元,祈望能购得一台。可计划经济年代,一纸指标金贵过黄金。钱在人家手里捂了几年,终究没能等来那台梦寐以求的机器,最终只得索回。那笔失落的钱,像一粒未能发芽的种子,埋在日子的缝隙里。
后来便是1981年。我与屈江北老师同赴上海,为文化馆采买当时稀罕的哈哈镜。十里洋场的喧嚣扑面而来,五光十色的橱窗晃花了眼。任务之外,我忍不住替妻子相看新衣,一件挺括的料子衣裳入了手。返程路上摩挲着那光滑的衣料,心头却莫名发虚——那笔原本为缝衣机攒下的积蓄,竟在这流光溢彩的都市里,被一件华服轻易地“哈哈”掉了大半。钱袋子空瘪下去,缝衣机的影子似乎又远了几分。
直至1982年成婚,家像个雏形初具的巢。左邻右舍屋里传出的“哒哒”声,一声声叩在妻子心上。她看着别人家窗下那方寸之间的忙碌与温暖,眼神里沉淀下一种不容置疑的执拗。这执拗,是贫瘠年月里主妇们共通的智慧与韧性。第二年,她终于攥紧自己卖书换来的辛苦钱,走进了临汝镇供销社的大门。崭新的缝衣机被郑重地安置在阳台上,从此,笃笃的机杼声便成了这个家最踏实的心跳。
这台“蜜蜂牌”的老伙计,自此成了我家不声不响的顶梁柱。多少个夜晚,灯下,妻子俯身于机前。针尖在布料上疾走如飞,如春蚕食叶。孩子们的裤脚短了,它密密匝匝地接上一截;丈夫的衣肘磨薄了,它覆上一块耐磨的同色布丁;过年了,它又欢快地唱响,将廉价的布匹裁剪成孩子们身上簇新的喜悦。鞋底纳得厚实,书包缝得结实,枕套绣上朴素的花边……细密的针脚里,织进了生活的冷暖与体面。油壶里的机油添了又添,机身被岁月的手摩挲得温润发亮,唯有那根银亮的机针,依旧锐利如初,穿透一层又一层叠起的日子。
四十三载寒暑流转。当年托人求购不得的窘迫,上海街头哈哈镜映出的虚幻浮华,都已在时光里风化成模糊的背景。唯有这台用卖书钱换来的缝衣机,始终稳踞在阳台的晨光暮色里,笃笃作响。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器具。它斑驳的漆色是岁月的年轮,它沉稳的声响是家的脉动,它细密的针脚是母亲与妻子无言的爱,一针一线,将清贫的日子缝补得温暖而坚韧。它是我们风雨行舟中沉默的锚,是烟火人间里真正不朽的功臣——以钢铁之躯,承托起一个家沉甸甸的、绵长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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