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１６３４～１７１１）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他出身世家大族，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受家庭的熏陶，自幼能作诗，并有诗名。顺治十六年选为扬州推官，其诗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的称赞，并希望他代已而起，主持风雅。钱谦益去世后，王士禛成为一代正宗。他论诗以神韵为宗。早在南朝时人们就用神韵来品评人物，评论绘画。用来论诗，其主旨与锤嵘《诗品》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大体相同，而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为最高境界，《蚕尾续集序》说：“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酸咸，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酸威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味者，神韵也。”指出所谓神韵，是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正是其创作的典范。

　　王士禛的诗歌创作，早年从明七子入手，“中岁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是在这三次转变中，提倡“神韵说”是贯穿始终的。在他的诗作中，风神独绝的神韵诗占了主流，尤其是模山范水、批风抹月的“山水清音”，冲和淡远，风致清新，继承王维、孟浩然一派的家数，含情绵渺而出之纤徐曲折，惨淡经营却不露斧凿痕迹，词句明隽圆润，音节流利跌宕，代表了其诗的主要成就和特色。２４岁在济南大明湖所赋《秋柳四首》，为其成名之作，大江南北和者不下数十家。诗中博取秋柳凋伤的自然意象和历史兴废的人事意象，把对秋柳的感伤推向了历史、空间的无限，使人感到秋柳无时不关情，秋柳无处不销魂，秋柳无人不伤神，表达了易代之后人们普遍的物是人非、盛景难住的幻灭感。此后他在南京作的《秦淮杂诗》２０首、在扬州作的《冶春绝句二十首》都委婉地表现了朝代更替的悲哀，如《秦淮杂诗》第一首：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这些诗含蓄空灵，把鼎革后的失落与迷茫，转向超脱和玄远，追求幽静淡泊之美，强化了诗的审美特征。代表作《再过露筋祠》：

　　翠羽明?尚伊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

　　还有《寄陈伯玑金陵》：

 

　　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欲折一枝寄相忆，隔江残笛雨潇潇。

　　前者描绘水乡河湖纵横的宁谧景色，宛然如画，特别是风神清秀的白莲，既实写祠外之景，又虚应神像与贞女，“不即不离，天然入妙”，引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翅膀，馀音袅袅。后者思念孤居南京的朋友，不直陈其情，借“杨柳”、“残笛”和“潇潇”细雨，谱出悠悠思念的心曲，言近意远，令人低遐想。

　　入蜀使粤诗的变异，是王士禛宗宋的反映和结果。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典试四川和二十四年（１６８５）祭告南海所作《蜀道集》、《南海集》，如施闰章所说：“往日篇章清如水，年来才力重如山。”（《学馀诗集》，《施愚山全集》卷三十九）意境开阔，气概不凡，风格苍劲雄放。如《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南阳》、《荥泽渡河二首》等，即景感怀，吊古伤今，格调激越，气韵沉健。如《登白帝城》：

 

　　赤甲白盐相向生，丹青绝壁斗峥嵘。千江一线虎须口，万里孤帆鱼复城。跃马雄图馀垒迹，卧龙遗庙枕潮声。飞楼直上闻哀角，落日涛头气不平。

　　凭吊历史古迹，刻画名城形胜，抒发兴亡感慨，声情悲壮，风格接近杜甫。此外，清新自然如《茅山进香曲》，轻捷明快如《大风渡江四首》，格调激越如《?枭矶灵泽夫人祠二首》，旖旎柔媚如《悼亡诗·哭张宜人作》等，表现出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但神韵诗为其独擅，实践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也开创了神韵诗派，成员中较为著名的有吴雯、洪?、宗元鼎等人。

　　康熙诗坛上，朱彝尊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施闰章、宋琬也称“南施北宋”，四人由明入清，在新朝应举仕进，统领诗坛。只有查慎行和赵执信于清朝定鼎后出生，是大家中的后劲。

　　朱彝尊的成就主要在词，诗也卓然名家，被尊为浙派开山祖。他早年生活贫困，遭逢丧乱，参加抗清斗争，《祁六座上逢沈五》、《祁六紫芝轩席上留别》。《梅市逢魏壁》等可见抗清活动的蛛丝马迹。诗歌感慨沧桑，沉痛激切，如《同沈十二咏燕》：“节物惊人往事非，愁看燕子又来归。春风无限伤心地，莫近乌衣巷口飞。”咏物抒怀，借飞燕表达亡国之悲；笔触所及，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捉人行》、《马草行》、《晓入郡城》等，揭露兵火乱后的萧条景象和统治者的残酷野蛮，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登临游览吊古伤今，如《雁门关》、《鸳鸯湖棹歌》１００首等，可称佳篇。随着应试博学鸿词，入仕清廷，“一著朝衫底事差”，创作跌入低谷，歌功颂德、交际应酬之作连篇累牍。归田后描写自然山水如《天游观万峰亭》、《延平晚宿》等生动形象，清丽可读。作于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的《玉带生歌》，以吟咏文天祥遗砚，推崇民族英雄文天祥及其抗元气节，曲折流露自己的心绪，是前期诗歌的回声。他的诗以学力、辞藻见长，用笔雄健，叹息故国沦亡，感慨民生疾苦，俯仰艰难身世，大抵苍凉悲壮，郁怒激烈，但后期格调平和，追求醇雅，安于恬淡，师法也从学唐到兼取两宋，诗歌风格的转变，比较鲜明地反映了清初诗坛演变的趋势，带有典型的过渡意义。

 

　　施闰章（１６１８～１６８３）比较关心现实生活和民间苦难，诗歌铺叙时事，叹息民艰，如《卖船行》、《临江悯旱》、《牧童谣》、《浮萍兔丝篇》、《病儿词》等，写到“君看死者仆江侧，伙伴何人敢哭声”（《百支行》），“不见西南战地赤，杀人如草鸟不食”（《棕毛行》），也极为真挚沉痛。他宗法唐人，反对浮华，但格调平缓，温柔敦厚，缺少“唯杀恚怒之音”。他认为“兴朝治宽大，文禁尚疏略”（《携李遇计甫草》），词场无须“兵气”，应当温婉和气，即使上述反映民瘼的作品，也终和且平。工于五言，风格空灵淡泊，如《燕子矶》：“绝壁寒云外，孤亭落照间。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树暗江城雨，天青吴楚山。矶头谁把钓？向夕未知还。”描绘长江矶石一带空阔寂寥的景色，虽有沧桑易代之感，但冲淡闲远，委婉忠厚，较多文人高雅的格调和诗教的品质，反映出他与遗民诗人的区别。

　　宋琬（１６１４～１６７３）诗突出反映“中丁家难，晚遭逆变”的伤时叹世之感，《庚寅狱中感怀》、《晨星叹》、《九哀歌》、《诏狱行》等，写其受诬系狱，“百口若卵危，万端付瓦裂”（《寄怀施愚山少参》）的不幸遭遇，抒发盘郁胸中的哀痛愁苦。施闰章读后说：“摧折惊魂断，哀歌带血腥。”关注民生的如《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渔家词》等，感慨沉重。凭吊故国如《赵五弦斋中讠燕集限郎字》、《长歌寄怀姜如须》等，苍凉激宕。写山水风光的如《登华山云峰台》、《登西岳庙万寿阁》等，诗风雄健，别开一境。其诗由学明七子上溯到宋、唐。他擅写七言诗，风格雄深磊落，虽迭遭变故，困厄多于欢愉，时发激昂悲愤之音，但总的表现委婉中正，怨而不怒，“境事既极，亦复不?于和平”，与施闰章诗歌具有共同倾向。

 

　　查慎行（１６５０～１７２７）受学于黄宗羲，诗歌学苏、陆，尤致力苏轼，得宋人之长，是浙派承前启后的大家。赵翼对其评价极高，说：“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瓯北诗话》卷十）诗歌擅长白描，气求调畅，词务清新，入深出浅，时见精妙。如《芜湖关》、《麻阳运船行》、《白杨堤晚泊》等铺写时事，慷慨愤激；《闸口观罾渔者》、《芦州行》、《悯农诗》等，刻写民瘼，情辞真切。旅途纪游和登临怀古，佳什联翩，短章如《舟夜书所见》：“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极写渔灯变幻之妙。长篇古风如《五老峰观海绵歌》《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等意境壮阔，笔墨雄放。近体凝练有力，如《题杜集后》：“漂泊西南且未还，几曾蒿目委时艰。三重茅底床床漏，突兀胸中屋万间。”颇有陆游之风。在清初学宋诗人中他的成就最高。

　　赵执信（１６６２～１７４４）著《谈龙录》推崇“诗中有人”之旨，诗歌注重反映现实，力去浮靡，揭露社会黑暗，申诉官吏罪恶，如《氓入城行》记述县令带爪牙鹰犬下乡搜利，百姓奋起反抗，“一呼万应齐挥拳”，极为可贵。其他《道傍碑》、《吴民多》、《水车怨》等也“直而切”，或写自然灾害，或刺催科官吏，爱憎分明。罢官漫游和归田闲居之作，也时露愤激和不平，《寄洪?思》：“垂堂高坐本难安，身外鸿毛掷一官”；《涉淄水感怀》：“而今不作齐门客，才溯清淄最上流”；《感事二首》之二：“谁信武安作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等，都用语尖锐，思致清新。即使写山水美景和田园风光，也色彩鲜明，自然真切，如《蓬莱阁望诸岛歌》、《太白酒楼歌》等。在神韵诗风靡天下时，他“越佚山左门庭”，宗法晚唐，自写性情，清新峭拔，不讲含蓄，?刻发露，和神韵诗冲和淡远异趣。在当时诗人的盛世之音里，惟他似乎有不谐和的变调。其他彭孙?、宋荦、顾景星等，也都以各自的成绩，装点清初诗歌繁荣的景象。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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