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传奇小说呈现出兴盛的势头，形成与宋元话本小说雅俗并行的局面。明初，瞿佑作《剪灯新话》，以艳语叙写烟粉、灵怪故事，引起一些文人纷纷仿效，先后有李祯的《剪灯馀话》、赵弼的《效颦集》等，乃至遭到朝廷禁止。明嘉靖以后，文禁渐开，又有邵景詹作《觅灯因话》，宋懋澄作《九?别集》等。同时，还有不少人编纂古今志怪小说，有《艳异编》、《说郛》、《顾氏文房小说》、《情史类编》等，先后刊印出来，一时颇为盛行。在这种风气之下，清初的著名文人也往往写几篇为有奇行异事的小人物立传的传奇式文章。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清初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１６４０～１７１５）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明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生于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氏虽非名门大族，却世代多读书人。父亲蒲?，自幼习举子业，乡里称博学洽闻，科举失意，遂弃儒经商，积二十馀年，赢得家资颇丰实。待经过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年纪渐老，无心经营，加以子女较多，食指日繁，家道便衰落下来。他无力延师，亲自教子读书，将科举功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蒲松龄兄弟４人，惟他勤于攻读，文思敏捷，１９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受到当时做山东学政的文学家施闰章的奖誉，“名藉藉诸生间”（乾隆《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志》）。此后却屡应乡试不中。他在科举道路上挣扎了大半生，直到年逾古稀，方才援例取得了个岁贡生的科名，不数年也就与世长辞了。

　　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他２５岁前后与兄弟分居，只分得几亩薄田和三间老屋。他志在博得一第，锐意攻读，常与同学研讨时艺，联吟唱酬，无暇顾及家计，子女接连出生，生活便陷入艰窘。３１岁时，曾应聘南游做幕僚，在做江苏宝应县令的同乡孙蕙衙门里帮办文牍。他极不甘心为人做幕僚，仅一年便辞幕返家。此后数年间，他辗转于本县缙绅之家，做童蒙师，或代拟、誊抄文稿，以养家饣胡口。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进入本县毕家坐馆。毕氏在明末是显赫的大官宦之家，与当地世家大族皆连络有亲，馆东毕际有在清初曾任南通州知州，罢职归田，为本县的一大乡绅。蒲松龄在毕家一面教毕际有的几个孙子读书，研习举业，一面代馆东写书札，应酬贺吊往来。蒲松龄诗文俱佳，毕际有一派风雅名士气度，宾主相处十分融洽。在毕家，蒲松龄生活安适，受到礼遇，有东家丰富的藏书可读，还可以继续写《聊斋志异》，按期去济南应试。所以，他尽管时有寄人篱下之感，有不得亲自教子孙读书之叹，但也别无更佳处境，何况与东家老少有了感情，乃至感到“居斋信有家庭乐”（《聊斋诗集·赠毕子伟仲》）。如此，他在毕家足足待了３０个年头，７０岁方才撤帐归家，终其馀年。

 

　　蒲松龄困于场屋，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生活的内容主要是读书、教书。著书，可谓一位标准的穷书生。这种身世地位，使他一生徘徊于两种社会之间：一方面，他虽非农家子，但身居农村，家境贫寒，一度径直是贫窭大众中的一员，经受过生活的困苦和科举失意的折磨，也受过催租吏的逼迫、恫吓；另一方面，他长期与科举中人交往，特别是进入毕家后，经常接触当地的缙绅名流。地方官员，以能文赢得他们的青睐，待之以礼，乃至承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慕名相邀，做了一次臬台署中的座上客，还曾结识身为朝中高官兼诗坛领袖的王士禛，并有二十馀年的文字之交。

　　这种身世地位便规定了蒲松龄一生的文学生涯，也是摇摆于文士的雅文学和民众的俗文学之间。他生长于农村，幼年受到乡村农民文化的熏陶，会唱俗曲，也曾自撰新词。只是近世传抄的“聊斋小曲”，已难辨其真伪。他以能文为乡里称道，所写文章多是骈散结合，文采斐然，惜乎现存《聊斋文集》中多是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只有几篇赋事状物的四六文，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他也曾染指于词，作品较少，仅存百馀首，显然是出于一时的兴致或交往之需要，方才偶尔操笔。他的诗作甚丰，进学伊始，意气风发，曾与学友张笃庆、李尧臣等人，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聊斋文集·郢中社序》）。然其社集唱酬诗不存，存诗起自康熙九年（１６７０）秋南游登程经青石关之作，最后一首为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除夕所作绝句，距其寿终仅２２日，凡千馀首，可谓终身不废吟咏。其诗如其人，大抵皆率性抒发，质朴平实，熨贴自然，可见其平生苦乐辛酸，其中颇有些伤时讥世之作，更看出其伉直磊落的性情。他身为塾师，中年曾写过《省身语录》、《怀刑寻》等教人修身的书，晚年《聊斋志异》基本辍笔，更转而热心为民众写作，一方面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妇姑曲》、《翻魇殃》、《禳妒咒》、《墙头记》等反映家庭伦理问题的俚曲，寓教于乐；一方面又为方便民众识字、耕桑、医病，编写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文化普及读物。这各类著作都收入近人编辑的《蒲松龄集》中。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其挚友张笃庆康熙三年（１６６４）有《和留仙韵》，诗云：“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后来，张笃庆写给蒲松龄的诗中屡有“聊斋且莫尽谈空”、“谈空说鬼计尚违”一类的句子，表明他这里引用张华故事，说“涪水神刀不可求”，也是寓规劝之意，意思是说“神怪之事”既虚幻不实，写来也没有实际意义。这也表明蒲松龄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了。他在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春，将已作成的篇章结集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并且撰写了情辞凄婉、意蕴深沉的序文——《聊斋自志》，自述创作的苦衷，期待为人理解。此后，他在毕家坐馆的日子里仍然执著地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大半生陆续写作出来的。

　　蒲松龄生前无资刻印这部卷帙甚巨的作品，然而早在他创作之际，便有人传抄；他逝世后抄本流传愈广。半个世纪后，即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聊斋志异》终于经赵起杲、鲍廷博据抄本编成１６卷本刊刻行世，世称青柯亭本。嗣后近二百年间刊印的各种本子，都由之而出。青柯亭本并非全本，除删掉了数十篇，还改动了一些有碍时忌的字句。６０年代初，张友鹤汇集包括近世发现的作者半部原稿在内的多种本子，整理出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聊斋志异》的原有篇章可谓囊括无遗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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