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就其体式而言，可以分为骈文和古文两种。不过，"骈文"这个名称，却是在骈文和古文都已经产生了好久以后，作为"古文"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众所周知，以语句对偶为特点，讲究用典、藻饰甚至声律的骈文，自东汉肇始，到南朝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但在当时，骈仍是文章的一般形态，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追求骈偶，所以人们并未将它视为特别的体制因素，而是看作一般的文学表现形式，当然不需要单独命名。中唐"古文运动"产生后，骈文从普遍的文章形态逐渐收缩为专门的文章体制，名称的问题才自然出现。由于骈文本身有四、六言相间的格式特点，所以中晚唐起，骈俪之文暂时被统称为"四六"。北宋以后，古文进一步成为文章的主流，骈文在其排挤下彻底退守为纯应用性的体制，这种局势一直维持到明代末年。清初，随着陈维崧、吴绮、章藻功等作家的出现，骈文开始走上一条全面复兴的道路，不仅在之后的乾、嘉、道及光绪时期形成了两次创作高潮，涌现出许多骈文名家，而且又具有更宽广的发展领域，终能与古文平分秋色。在此期间，虽然许多人还沿用"四六"的旧名，但因这一名词在宋、元、明三代多指应用性骈文，而清代骈文的外延已明显得到了推展，为了突出这一变化，从乾隆时代起，"骈体"或"骈文"之名在各类骈文集的题名中得到了显著的运用，袁枚还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正式提出应以"骈文"、"骈体"取代"四六"之称。他的倡议在清代尚未被普遍接受，直至民国时文学研究学科化后，学者们因考虑到"骈文"一名能突出骈偶之文的关键特征，并可与"散文"相对，才真正以它代替了"四六"，后者则成为其属下宋元型骈文的专称。那时出现的一批骈文史，如谢无量《骈文指南》、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翟兑之《中国骈文概论》等，即无不以此命名。

 

　　"骈文"之名的姗姗来迟，与展示骈文本质特征的文学批评的迟迟展开当是相应的。可以想见，骈文虽因古文的诞生而一度流于衰弱，但若没有古文的存在，骈文便显示不出其体制的特殊性，对于骈文的批评和研究也无法得到深入的展开。因此骈文批评的兴起也是由古文的相激相迫所促成的。自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到北宋的欧阳修、苏轼等，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古文运动"，一直被誉为是对于中国古代文章的一次拯救，与此相应，之前流行过的骈文就被轻视。当韩愈获得"文起八代之衰"的赞誉时，从东汉迄隋代以骈文为主的八代文章，不免被埋没到一个"衰"字里面去了。宋以后专意学习古文的作家，大都歧视甚或轻蔑骈文。明人推出"唐宋八大家"的说法，也就是要以唐宋古文作家为学习的典范，骈文只不过是被这些作家抛弃和革除的对象，不值一顾。清代桐城派作家对骈文的忌讳态度也是一目了然的。姚缩编撰《古文辞类纂》，在序中就明言："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古文家从反感骈文进而彻底否定八代文章，他们脑子里的文言文的历史，是以唐宋直接秦汉，将之间的八代视为文章发展历程中一段误入歧途的时期。应当说，此种文章史观具有明显的缺陷，是了解骈文底蕴、熟悉骈文历史的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对古文家的观点提出质疑，是骈文批评和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

 

　　清代是骈文创作全面复兴的时代。此时的骈文，既不像南朝时那样是文章的一般形态，也不像宋元时那样局限于几种特殊的文体，而是与古文并行发展，在文坛上平分秋色。因此，清代中期起，有的学者已能纠正上述的那种偏颇的文章史观，重新将骈文看作文言文的一个历史阶段。其中以李兆洛的观点最为深刻。他编撰的《骈体文钞》，所收作品上自先秦下迄隋代，就体式来看，并非全是骈偶之文，却都被他纳入"骈体"的范围。这个做法的意图，是想着重指出，六朝的骈文本是与秦汉文章一脉相承的，是文言文的自然发展所致，并非误入歧途。若以唐宋文直承秦汉文，将六朝文章视为赘瘤，就等于人为割裂了文学自然发展的历史。李兆洛的这个观点，即使就现代的文学史研究而言，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清代的骈文家还有更激烈的观点，如阮元，为了推崇骈文，又将古文排斥于文学范畴之外，说骈文才是真正的"文"，古文就不是"文"。此虽不免矫枉过正，却也有助于揭示骈文所独有的文学特性。另外，还有部分作者持折中态度，提倡在创作中沟通骄散。这一创作意图本身虽无特别的理论意义，但持此主张的批评家因心中不存骈散相争的芥蒂，而往往能对骈文批评有所推进，于是至清末，朱一新终于能在其《无邪堂答问》中贡献出一套较完整的骄文批评理论，对近代孙德谦《六朝丽指》、钱基博《骈文通义》都有直接的影响。

 

　　进人20世纪后，随着白话文的崛起并取代文言文，骈文与古文一样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过，在新旧交替之际，由不同的文化态度决定的不同批评立场的出现，是在所难免的。一部分学者如李祥、孙德谦等人，继续着清代骈文批评的传统而有所深入；另一部分批评家如刘师培、黄侃等人，则吸收了新的文学观念，开启了骈文批评的现代范式。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都聚焦于骈文发生、成熟的六朝时代。前者首次以文章史的形式揭示了骄文的演进过程，后者则对骈文极盛时代的南朝文论名著《文心雕龙》加以崭新的诠释，成功凸现了其理论内涵。应该说，当代的骈文研究，既是一种历史研究，也是一种理论研究，总体上继承和发展着刘师培。

 

　　黄侃的研究范式，但清代骈文批评的传统也并非一无可取，在许多具体的课题上，汲取其研究成果是必要的。

 

　　相对于古文的研究，当代的骈文研究可以说相当落后，却又方兴未艾。前不久，莫道才先生发表了《近20年骈文研究述议》一文（《江海学刊》2001年第4期），对现状作了具体的介绍，并对历史上重要的骈文总集和别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寄予了厚望。

 

　　就学术界一般情形而言，把古文研究看作中国古代文章研究的主体，把骈文研究看作一种必要的补白，这种倾向还是普遍存在的。出版界的情形也不例外。如果学术界要对此研究现状有所改变，则出版界也当有所呼应。我社最近整理出版了清代最重要的骈文总集--李兆洛的《骈体文钞》，相信是个很好的开始。

 

　　（作者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博士）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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