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为学界开启了一扇门户，让人认识到同样一件事情一旦被置于不同“空间”，便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效果。同样是观赏，戏曲表演场合“茶坊、戏馆”，中国人听到好处时便发出叫好、呼叫、赞叹，这种对于西方人来说绝对不礼貌的行为，恰恰是戏迷票友对名角儿捧敬的常规方式。不能说西方的掌声不同于中国的掌声，两种声援方式和产生的效果并无二致，但在不同文化空间的爆发点上，却处于完全不同的时段和位置。两种气氛，颇多抵触。与西方人在音乐厅保持安静的习惯截然相反，中国人在茶馆剧场发出的喧哗，是听到妙处、得意忘形、惊喜叫跳的表现。

 

　　历史地看，西方人也不是一开始听音乐就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一声不出，洗耳恭听。150年前的教堂，人声鼎沸，嘈杂喧哗，与中国庙会差不多，没人会用“嘘”声提醒和制止那些来做祈祷而不是来听音乐的人安静下来。活跃于市井中的生命，有别于贵族宫廷，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秩序和规范。大庭广众之下安静下来洗耳恭听，绝非来自音乐的魅力，而是来自贫民百姓对贵族生活和行为标准的模仿，并逐渐统一为工业时代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随着资本主义精神对个人的尊重，音乐家的地位逐渐提高，再也不是等同于卖苦力的劳役，劳动成果也不再是可以被忽略的享乐背景，音乐家赋予音乐的创造精神越来越得到尊重，表演中的每个细节都要求认真对待，甚至连休止符也不容忽视。面对新的认同度，观众必须严肃对待，不但内心严肃，还要外在显示，穿上正装，打上领带，换上鞋子，正襟危坐。抱有如此态度，就不再允许交头接耳，讲话聊天，目中无人，咳嗽吐痰。此类行为被认为是没修养，不懂行为准则，妨碍他人。大约用了百余年训导，欧洲人逐渐养成牢不可破的纪律，聆听音乐，安安静静。于是演奏环境就与安静态度建立了必然联系，乐声响起，毕恭毕敬，一曲奏毕，报以掌声，久而久之，成为公德，影响世界。

 

　　中国刚刚开始普及交响乐时也经历过一段训导。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城市市民还不习惯在音乐厅保持安静，大声喧哗，旁若无人，磕瓜子、剥花生，随意走动，呼儿唤女，无所顾忌，不但使外来音乐家发火，也被习惯于新秩序的本土音乐家斥责。其实，这不是“文明不文明”的问题，也不是“懂不懂音乐”的问题，而是尚未建立传统文化空间中本来不存在的现代规矩以及与之配套的新秩序问题。谁说中国人不文明？戏曲达到了世界上最精致的程度，但表演场合非但不要求观众保持安静，反而鼓励“台上伶人妙歌舞，台下观声潮压浦”，戏迷对待名角儿的尊重，决不亚于西方对待音乐家，但中国人选择了大声助兴、表达热情的方式。中国语境，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成为戏曲繁荣的保护环境，蔚然成风。尖叫鼓掌和崇拜神情，促发了舞台上艺术家即兴发挥的才情，许多名角儿就是在呼叫中一逞姿容，气禀异境。

 

　　20世纪中国音乐厅出现的喧哗与吵闹，反映的不仅是“新风”“陋俗”的冲突，而是文化冲突。中国人尚未接受外来的、本土没有的公共文化空间秩序，自然把多年积淀的习惯带入现代时空。这没什么可以谴责的，非要给自己扣上一顶“不文明”的帽子，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了，而是把问题看简单了。

 

　　30年过去了，逐渐了解世界新秩序并接受公共文化空间规则的大中城市观众，一般都能遵循新秩序，乐章之间不该鼓掌时不鼓掌，乐曲结束时礼貌鼓掌，这个习惯欧洲人用了100多年，中国人用了30年，不算慢了！社会不能等待所有人懂得规矩后再期待音乐家们在静场中出现，公共文化空间也不能等待大多数人具备了现代行为规范后再有秩序。先看到人家建立的秩序，然后再借鉴这种秩序塑造自己的良好习惯，才是正当途径，这一点我们做得很成功。

 

　　现代人必须具备公共文化空间表达情感的两套方式，懂得文化品性的呈现无一不与活动空间相关。在戏院，要是不大呼小叫，就是不礼貌；在音乐厅，要是大呼小叫，就是不礼貌。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无所谓文野，无所谓高低。两种文化态度，两种文化语境，两套行为习惯。多元化时代就得配备多元化方式，红衰绿减，绿肥红瘦。前者喧闹，后者寂静；前者山呼海啸，后者鸦雀无声，都表现了对艺术家的尊重，是现代观众面临不同“声源”时以相应方式表达的对艺术家的“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