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创作于明初，作者施耐庵。同《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是在民间故事和话本、戏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杆而起，聚义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对一、二十个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是这部小说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小说常常将人物置身于不同的环境中，通过他们不同的经历、身份来表现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反抗道路。语言具有口语化的突出特点：明快、洗练、生动、准确、富于表现力，并在个性化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文学成就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