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政治、道德、宗教、社会秩序等各种原因，国家、社会组织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写作、出版、阅读，加以调节、控制。这存在于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之中。在50至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而外部力量所实施的调节、控制，又逐渐转化为那些想继续写作者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
　　在50年代到“文革”之前，国家对于作家的管理，主要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来实现。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作家惟一的组织。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均成立于1949年7月，原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现名。中国文联采用团体会员制，各文艺协会，如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为它的团体会员。中国文联在五六十年代的历任主席是郭沫若。在作为文联团体会员的作家、艺术家组织中，中国作家协会最为重要。后来，并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分会。中国作协章程标明它是“中国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不过，在这一时期，并不单纯是这一性质的组织。它对作家的创作活动、艺术交流、正当权益起到协调保障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艺术领导、控制，保证文学规范的实施。它的“权威性”，固然一方面来自它的领导层中拥有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另一方面则是政治权力所赋予。从成立起到“文革”停止活动，它的历任主席是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巴金、老舍、柯仲平、邵荃麟、刘白羽等，同时或先后担任过副主席。其权力核心是作协中的“党组”。中国文联和作协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领导和直接介入下，发起、推进了一系列的文学运动和批判斗争，并在各个时期，对作家、批评家提出应予遵循的思想艺术路线。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联、作协对作家作品和文学问题，常以“决议”的方式，做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如1954年11月，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做出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1955年5月，上述机构的关于胡风问题的决议，同年文联和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决议(这一决议，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公开发表)，都是著名的例子。这种做法，直接承继40年代苏联斯大林—日丹诺夫控制文艺界方法的“遗产”。(注：如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1948年2月关于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等。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在现代中国，文学期刊和报纸的文学副刊，对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50年代以后，对文学期刊也十分重视。文学期刊的数量，比起三四十年代来，有很大的增加。到了1959年，全国文艺刊物(不包括报纸副刊)达到89种(注：见《文艺报》1959年第18期的统计。)。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办的那些“机关刊物”，尤其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注：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曾出版过《文艺报》周刊。《文艺报》开始归中国文联主持，后委托中国作协代管。)后来陆续创刊的中国作协主办的刊物，还有《新观察》、《文艺学习》、《诗刊》、《民族文学》等。《人民文学》，尤其是《文艺报》，是发布文艺政策，推进文学运动，举荐优秀作品的“阵地”。这些刊物的控制权，它们的主编和编委的构成，是当时文艺界斗争的组成部分；从人员的更迭，可以窥见这期间激烈斗争的线索。(注：“建国”初年，胡风极愿意主编《文艺报》，未被获准。50年代前期，丁玲、冯雪峰先后主持《文艺报》、《人民文学》的编务，后来都被调离。)除上述刊物外，这期间较重要的文学刊物，还有《解放军文艺》、《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上海)、《北京文艺》、《长江文艺》(武汉)、《延河》(西安)、《新港》(天津)、《作品》(广州)等。不过，在文学被规定有统一路线的时期里，虽然刊物数量大增，却大多不可能有属于自身的特色。创办具有个性色彩，或文学流派性质的刊物，曾是一些作家在某一时期所争取的，但他们却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最终也不可能实现。1957年，丁玲、冯雪峰等对创办“同人刊物”的设想，江苏文学青年对刊物《探求者》的筹划，在开始时表现出个性的四川诗刊《星星》，都说明了这一点。在文学的革新时期，文学刊物往往起到突出的作用。1956-1957年间的“百花时代”，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等编务的秦兆阳、钟惦棐、萧乾、唐因、唐达成、黄秋耘等，都曾在刊物上为动摇当代僵硬的文学规范做过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