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十年代，团结文学规范的确立，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在经常性的，即政策制订、理论阐述和文学创作、批评之中。(注：如筹备第二次文代会时，对于建国后文艺工作的成绩和问题的估计，以及产生这些问题原因的分析，冯雪峰和胡乔木、周扬等有不同的看法，冯所起草的报告被否定。)不过，在一定的时机，争论、质疑，也会呈现为大规模“挑战”的状况。在50年代，这种质疑和挑战，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胡风等人在1954年前后的活动，另一是1956-1957年文学“百花时代”所进行的革新。
　　胡风等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就已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上。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这份刊物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与此有关。这体现了当时左翼文学的主流派别的关注点。邵荃麟认为胡风等强调文艺的生命力和作家的人格精神，是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作是先验的，超越历史、阶级的东西；说“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煞文艺的党派性与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关于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也在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文艺的“主观”等问题上，没有指名地集中批评胡风等的主张，认为“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这些论述，是在指明胡风等的理论与毛泽东的《讲话》在文艺问题基本点的背离、对立的性质。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除胡风、阿垅、舒芜的理论外，胡风、鲁藜、路翎等的诗、小说，也在报刊上受到许多指责。(注：胡风这个时期写的《时间开始了》等长诗，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和剧本《祖国在前进》，都受到批评。)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一年的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在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做了如下的归纳：
　　(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注：转引自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北京)1989年第3期。)
　　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学权威力量对胡风等的异质思想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便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
　　在这些具有严重性质的批评面前，胡风等仍坚持他们的主张，并相信他们在中国文学界取得胜利的前景。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他的支持者的协助下，写成近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转呈”给中共中央。报告共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报告全面反驳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1954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以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文学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激烈抨击当时文艺界主持者。于是，这次本来是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已转移了斗争的风向，胡风问题成了焦点。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这一经毛泽东审阅的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的问题单独提出，并做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主席团”将其中的二、四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3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这时的一份批示中，要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这一批判运动，在舒芜交出胡风给他的信件，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发生重大改变。这些信件成为“罪证”。在摘录编排，并加上注释和按语之后，编成共三批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开发表(注：先在《人民日报》上刊载，后汇集成册，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6月出版。书中的“序言”，大多数的编者按语，由毛泽东撰写。)。胡风于5月18日被拘捕。先后被捕入狱的达几十人。最后被确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中，有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冀汸、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谷怀、王戎、化铁等。
　　第二次试图改变已确立的文学路线的努力，发生在1956年到1957年春天。毛泽东从建立中国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思路出发，在1956年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学艺术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当时的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解冻”的普遍性现象，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思想意识上进行变革。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50年代以来的文学落后状况表示不满，指出“我们的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所致。而教条主义的表现，集中表现在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合理的“定义”作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指导原则，同时，也表现在对《讲话》的片面和庸俗化的理解。他们和胡风等一样，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并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用“真实性”来抵御政治观念和政策规定对文学的干扰。他们提出“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他们还对以行政的、粗暴干预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提出批评，而希望能使作家拥有必须的自主性和艺术创造的自由环境。这一时期，提出重要问题、影响较大的理论文章有：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钟惦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期)，黄秋耘《刺在哪里？》(《文艺学习》1957年第6期)，于晴(唐因)《文艺批评的歧路》(《文艺报》1957年第4期)，蔡田《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文艺报》1957年第8、9期)，唐挚(唐达成)《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文艺报》1957年第10期)，吴祖光《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戏剧报》1957年第11期)等。
　　这一次的“挑战”，也以失败告终。在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作家、批评家成为“右派分子”，如冯雪峰、丁玲、艾青、陈企霞、罗烽、白朗、秦兆阳、萧乾、吴祖光、徐懋庸、姚雪垠、李长之、黄药眠、穆木天、傅雷、陈梦家、孙大雨、施蛰存、徐中玉、许杰、陈学昭、冯亦代、陈涌、公木、钟惦棐、王若望、汪曾祺、吕剑、唐湜、唐祈、刘宾雁、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蓝翎、唐因、唐达成、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等。其中，有不少是对文学“规范”提出异议，并探索着“新路”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