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50到70年代，这是文学批评的最主要的，有时且是惟一的职责。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的职责。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毛泽东形象地将之概括为“浇花”和“锄草”(注：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39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在50至70年代，被报刊批评的作家，一般都没有为自己的创作和主张辩护的权利，更不要说“反批评”了。(注：在个别时候，如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了有限程度实现的可能。另外，50年代前期，路翎的小说受到批评时，《文艺报》发表了他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批评？》的长篇答辩文章(见该刊1955年第1-3期)。不过，刊发路翎的文章，是对他和胡风的更大规模的批判所作的准备。)如果批评涉及重要的政治倾向和文学方向问题，更不容提出异议。它不仅对被批评的当事人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生死予夺”的作用，而且对整个文学界也产生巨大的影响。50年代对陈亦门(阿垅)、萧也牧、路翎、蔡其矫、李何林、吴雁(王昌定)等的批评，都是一些实例。
　　当毛泽东和文学界的权力阶层认为某一作家、作品，某种文学思潮、现象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文学路线的权威产生挑战时，对它们的批评，便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种时候，会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组织大批文章，铺天盖地地对批判对象进行“讨伐”，造成巨大的声势。著名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的“红学”和胡适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以及“文革”对周扬的“文艺黑线”的斗争，都是如此。这些批判运动的大部分，已经难以说是属于“文学”的范畴。不过，在追求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艺术化”和文学政治化的时代，这种状况的发生，又是必然的，特别在1958年，提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注：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之后。
　　在文学批评的标准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承认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但他还是提出了应予遵守的“基本的批评标准”，并把它划分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项。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政治标准“第一”而艺术标准“第二”。政治、艺术标准的具体涵义，会根据不同形势而有变化，但是，作品中所显示的政治立场，作品对于现实政治的效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文学批评的这种标准，在当代，常表现为对是否写出生活“真实”、生活“本质”，是否表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质问。不过，有关某一作品是否“真实”反映生活“本质”，往往无法确证，成为因人因时而异的争吵。因而，对于是否写出(或歪曲)“真实”和“本质”的“结论”，最后必然由政治、文学权力的拥有者来宣布。
　　在50到70年代，文学读者与文学写作和活动的关系比较复杂。文学批评在引入“读者”的概念时，一般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作为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读者”的加入，是为了加强批评的“权威性”。因而，在当代，“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构造出来的，是不被具体分析的概念。它不承认文学读者是划分不同群体、形成不同圈子的，不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需要，因而也就不承认有属于不同群体的文学。这是为使文学取消多种思想倾向、多种艺术风格、多种艺术品味，而走向“一体化”的保证。权威批评往往用“群众”、“读者”(尤其是“工农兵读者”)，来囊括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趣味上完全一致的读者群。权威批评的构造“读者”有多种情况。最常见的是搜集、加工所需要的那部分读者的意见，剔除、修改其他的不同看法，然后用“广大读者”之类的含义模糊的称谓加以发布。另外的方法是，捉刀代笔，然后冠以“读者”来信来稿的名目(注：较早的例子是，《文艺报》4卷5期(1951年6月出版)上刊登的，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严厉批评的“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和《文艺报》发表这封信时加的支持这封信的编者按语，都由当时该刊主编冯雪峰撰写。)。这种方法，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被广泛地运用。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环境，也塑造了读者的感受方式和反应方式，同时，培养了一些善于捕捉风向、呼应权威批评的“读者”。他们在文学界每一次的重大事件、争论中，总能适时地写信、写文章，来支持主流意见，而构成文学界规范力量的组成部分。
　　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规范体制，其主要功能是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这种评断，又逐渐转化为作家和读者的自我评断、控制，而最终产生了敏感的、善于自我检查、自我审视，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这种“主体”的产生，是当代文学权力结构的基础。
　　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除了围绕文学论争和批判运动的大量文章、论著外，有关文学诸样式的特征的讨论，以及作家作品的批评解读，也尚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如茅盾、魏金枝等对于短篇小说及创作所作的评论，何其芳、卞之琳关于新诗问题和新诗创作的评论，王西彦、侯金镜、黄秋耘的小说评论，钱谷融关于创作艺术和《雷雨》人物的分析，钟惦棐的电影艺术评论，严家炎关于《创业史》的批评等。(注：这方面的成果，可见茅盾《鼓吹集》、《鼓吹续集》、《读书杂记》，何其芳的《关于写诗和读诗》、《诗歌欣赏》，魏金枝的《文艺随笔》、《编余丛谈》，黄秋耘的《苔花集》、《古今集》，《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孙犁的《文艺学习》、《文艺短论》，严家炎的《知春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