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文学界的冲突，既为现实政治、文学问题所引发，又是文学界历史矛盾、积怨的继续和延伸。
　　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文学界就存在着复杂矛盾。开始是由于文学主张的不同，和各文学派别的利益，后来由于政治集团因素的加入，冲突更加尖锐。从政治—文学观这一基本点上看，矛盾大致有以下几条线索：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政权的作家和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作家的矛盾(这些作家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却都信奉文学服务政治的文学观)；在复杂环境中企图保持“中立”或寻求“第三条道路”，并维护艺术的“独立性”的作家与上述两类作家的矛盾；左翼文学内部因见解和宗派利益而发生的矛盾等等。各条不同的矛盾线索并非对等的关系，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矛盾和论争，“存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到了40年代末，郭沫若已经有充足的根据和信心宣布，前一条路线的文学理论“已经完全破产”，其创作也“已经丧失了群众”，而“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已取得了对中国文艺的绝对的主导地位。(注：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39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这样，左翼文艺界内部的矛盾，便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在50年代初，虽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仍是为了清除“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不过，这些斗争，又可以说是针对左翼文化界内部“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状况。
　　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中国左翼文艺界内部的争论、冲突，较重要的有：创造社、太阳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李初梨等与鲁迅、茅盾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争论；30年代初，在对待“第三种人”问题上，瞿秋白、周起应(周扬)与冯雪峰等的不同态度；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论争；1936年，周扬和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了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中，毛泽东对周扬等的鲁艺办学方针的批评，和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的杂文、小说的批评；40年代中后期，在重庆、香港，团结“主观”等问题对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批评。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等，是中国左翼文学的“资深”人物。在左联时期，冯、丁、周都先后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胡风也担任过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丁玲的创作，当时已获得很高声誉。冯雪峰是“五四”作家，后来参加过工农红军的长征，1936年受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革命文化工作。胡风30年代在左翼文艺界的地位尚不能与上述诸人相比，但后来通过办刊物、出丛书、写批评文章等，扶植、联络了一批青年作家，确立了其在文学界不容忽视的地位。新的政权建立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不过，对所坚持的路线、主张能取得胜利，他们当时充满信心，而完全未曾料到1955年成了被围剿的对象而“全军覆没”。冯雪峰、丁玲等，由于他们的资历和声望，在50年代初文学界的领导层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并先后主持《文艺报》、《人民文学》这些重要刊物的工作。丁玲还担任中共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的职务。但是，在1954年以后开展的各项运动中，他们直接、间接受到冲击。首先是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事件中，冯雪峰被指责犯了压制“小人物”、保护“资产阶级权威”的错误，被迫检查，失去《文艺报》主编的职务。接着，在1955年的一次不为外界所知的斗争中，丁玲、陈企霞被指控组织“反党小集团”，搞“独立王国”而受到审查和批判。最后，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冯雪峰、丁玲、艾青、陈企霞、李又然、罗烽、白朗等都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被说成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反党集团”的成员。不仅“揭露”了他们的现实问题，而且将历史旧案一并翻出。这包括：丁玲30年代初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时的“自首变节”(注：关于丁玲1933年被捕后的表现，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于为丁玲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指出，在50年代对丁玲是“叛徒的指控，属不实之词，应予平反”。)；胡风、冯雪峰在左联时期“勾结”以分裂左翼文学运动，和鲁迅受他们欺骗而错怪了周扬；40年代初丁玲等在延安发表反党文章等。1958年初，《文艺报》辟出“再批判”的专栏把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1942年在延安发表、在当时已受过批判的杂文、小说，加以“再批判”。毛泽东为这一专栏写了“编者按”，称被批判者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他们“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注：《文艺报》1958年第2期。)。
　　在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告一段落时，发表了周扬署名的、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的长篇总结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注：参加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有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4期《文艺报》。)。在座谈这篇文章的一次会议上，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袁水拍等指出，这篇文章，不仅分析、总结了反右派斗争，而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注：《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文艺报》1958年第6期。)。“澄清和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丁玲、冯雪峰、胡风等，都是“混进”革命文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过去的“两个口号”、“民族形式”论争，并非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从2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以左翼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构成，便被叙述为这样的一条线索：“托派分子”王独清，“第三种人”，胡风、冯雪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50年代的秦兆阳、钟惦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