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的文学，各种文学主张和文学派别之间，有着复杂的矛盾和冲突。20年代末以后，这种冲突的政治意识和政治集团的背景进一步突出，文学问题的论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更加发展。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的斗争有增无减。由于政治权力的支配作用，这种冲突、论争，在性质和方法上，又常演化为当代特有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50到70年代，发生在中国文学(文艺)界的全国规模的批判(注：“批判”和“批评”这两个词，原来在现代汉语中的区别并不十分显著。但在当代中国，其含义已有很大不同。“批判”指对错误性质十分严重的言论和行为的严厉批评。)运动有：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年)。电影《武训传》由孙瑜编剧、导演，写清末山东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1948年在中国制片厂开拍，未完成因故中断。1949年初上海昆仑公司收购已拍成的胶片和继续摄制权。次年，在对剧本作了全面修改后重新开拍，年底在全国公演。开始，报刊评介的文章，虽也有个别对影片的某一局部提出质疑，而大多数则是热烈赞扬。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而参与修改、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5月20日)(注：毛泽东大量修改、撰写的部分，曾于1967年5月26日作为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稿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版。)，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这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对于这部影片，毛泽东的批评，与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拉萨尔剧本《弗兰茨？济金根》有相似的理论依据。对《武训传》的批判，在理论上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历史”不同阐释的合法性，二是文学创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力”。当时不存在有对批判的依据提出质疑的可能。在批判的后期，周扬撰写了总结性质的长篇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注：刊于1950年8月8日《人民日报》。)。在这期间，还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省武训出生和活动的地区进行调查，成果以《武训历史调查记》(注：刊于1950年8月23-28日《人民日报》。)的名目发表。
　　2、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1951年)。主要是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在此前后受批评的还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白刃)、《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电影《关连长》等。《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注：见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1951年7月)。)因而，这些批评，是维护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
　　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年)。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些评介、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他们的文章最初发表时，发生了一些波折，后来在作者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得以刊出(1954年第9期)。《文艺报》在被指定转载这一文章时，主编冯雪峰撰写的按语，态度有些暧昧(“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切，成为毛泽东发动这一批判运动的凭借。他于1954年10月16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成员等，称李、蓝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提出要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当时未公开发表，但其主要观点，在经毛泽东审阅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一文中得到传达。“文革”期间的1967年5月27日，这封信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对于胡适的不限于文学，而且包括政治学、哲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批判，成为运动的焦点。郭沫若1954年11月8日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长文，是要求文化界、学术界毫无例外投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斗争的动员令。在这期间，报刊发表了知名作家、学者的大量批判文章(注：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三联书店(北京)共出版了收入这次运动中发表的论文的《胡适思想批判》8辑，近二百万字。另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有类似的“批判文集”。参与批判的作者，主要有：孙定国、李达、侯外庐、荣孟源、潘梓年、彭柏山、黎澍、冯友兰、任继愈、王若水、艾思奇、贺麟、金岳霖、陈仁炳、李长之、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罗根泽、王元化、陈中凡、冯至、王瑶、黄药眠、何其芳、以群、华岗、钟敬文、刘大杰、夏鼐、范文澜、嵇文甫、高亨、童书业、罗尔纲、翦伯赞、周一良、陈炜谟、陈鹤琴、陈友松、郑天挺、罗常培、钱端升、俞平伯、高一涵等等。其阵容之大，实属罕见。这些批判文章，有的表现了认真的“学术”态度，有的是无限上纲、用词粗暴而忮刻，有的则属不得已的避重就轻、言不由衷。)。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于1954年10月31日至2月8日，召开了8次联席扩大会，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批评讨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专题批判小组，撰写批判文章。
　　4、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胡风等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1955年的批判，是这一冲突的继续和发展。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政治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构造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撰写了序言和大部分按语。(注：1955年初，舒芜将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件交出，《人民日报》于5月13日，将它们与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同时发表，称胡风为“反党集团”。5月24日和6月10日同一报纸又刊出胡风和他的追随者被迫交出的来往信件135封，胡风等被称为“反革命集团”。)
　　5、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这一运动，连同对胡风等的斗争，是5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后，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主要对象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6年第9期)、巴人的《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王淑明的《论人情和人性》(《新港》1957年第7期)、《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河北日报》1960年1月8日)等。
　　6、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批判的主要对象，当时的批判者归纳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以及孙冶方在经济学、罗尔纲在历史学的观点等。受到批判的还有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一大批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这一批判运动，是“文革”的先声(或“序幕”)。而“文革”十年，就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
　　可以看到，斗争和批判贯串着这近三十年的时间。文学观念、艺术倾向、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和分歧，都被当作现实的“政治问题”处理，看作对立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冲突、较量的表现。在方式上，论辩和批判越来越不顾“学理”的规则，而对立面也失去为自己主张辩护的权利，且多出现对“异端”施予“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手段。这种方式的批判运动，只能发生在一个不仅靠文学自身的调节，而且靠政治权力的干预以建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这样的环境中。这些斗争和运动，又大多数为毛泽东直接发起，或为他所关切和支持。这表现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文学上的行动、措施，既有关文学自身的方向，也涉及总体的“文化战略”设计(进行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以建立一种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新文化”)。当然，文学界的矛盾冲突和批判运动，也包含着其他方面的复杂内容。它们也是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内部)长期存在的因歧见和派别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在“当代”的延续。
　　持续不断的运动之间，也会有短暂的间歇。如1952-1953年，1956-1957年，1961-1962年等。在这些间歇期中，文学观念、政策，会有所调整，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主张、创作倾向、艺术方法，又会以不同方式重新提出。严格控制也会稍有松弛，而试图建立一种对“非主流”的文学观有所妥协的秩序。但是，它很快又会被更大规模的运动所拆毁，并在观念和方法上表现出较之前此更为激烈的状态。在这些运动中，尽管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其波及的范围却是全面的，对作家思想艺术和行为的选择和规范，起到有力的制约、控制的作用。从文学写作的方面而言，当代开展的这些运动所要达到的，是想摧毁把写作看作个体的情感、心态的自由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观，摧毁“个体”写作者以自我认识、体验的信心，和自由选择认知、体验的表达方法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