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邵荃麟在回顾、检讨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注：载《大众文艺丛刊》(1948，香港)第一辑。)中，谈到1941年以后，19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情况：“大量的古典作品在这时候翻译过来了。托尔斯太、弗罗贝尔，被人们疯狂地、无批判地崇拜着。研究古典作品的风气盛极一时。安娜？卡列尼娜型的性格，成为许多青年梦寐追求的对象。在接受文艺遗产的名义下，有些人渐渐走向对旧世纪意识的降伏。于是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其他过去的文艺思想，一齐涌入人们的头脑里，而把许多人征服了。这个情形，和战前国际革命文艺思想对我们的影响相比较，实在是一种可惊的对照。”这一“检讨”，提示了进入50年代之后，当代文学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上的基本方针。
　　在50年代初，对“国际革命文艺”、尤其是苏联文学的翻译、评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周扬1952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原载1952年第12期苏联文学杂志《旗帜》，《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转载。)在50年代，出版文学书刊的几家主要出版社(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大量的旧译和新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如高尔基的小说、文学论文，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革拉特柯夫的《土敏土》，马雅可夫斯基、伊萨柯夫斯基、苏尔科夫、特瓦尔朵夫斯基的诗集，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集，波列伏依的特写集等等。苏联的文艺政策文件，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50年代苏联重要报刊发表的有关文学的社论、专论，在中国的报刊上得到及时的译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一书，被作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件。其中收入俄共(布)中央在1925和1932年的两个有关文艺的决议、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联共(布)中央在40年代有关文艺问题的四个决议等。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季摩菲耶夫的文学理论教程，毕达可夫作为“苏联专家”50年代初于北京大学对来自全国各院校的文学理论教师讲授的“文艺学引论”，把苏联当时的文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批评方法，完整地输入到中国，对此后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对苏联文学的大量译介和高度评价，一直延续到50年代后期。
　　在50年代，苏联文学被置于“榜样”的地位，但中国文学界也并不认为它是惟一的借鉴对象。对西方古典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学)，虽然态度审慎，却并不完全拒绝接纳。这可以看作是受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的左翼作家，在建立当代文学的“资源”的另一选择。事实上，在这期间，西方“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著作，也有系统的翻译出版，其品种和数量都超过40年代。1950年成立的、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每年都要选定几位“世界文化名人”，开展纪念活动。在50年代的最初几年，文化名人中的外国作家有雨果、果戈理、拉伯雷、席勒、密茨凯维支、安徒生、迦梨陀娑、海涅、陀思妥也夫斯基、萧伯纳、易卜生、布莱克、朗费罗等。纪念活动(纪念大会，出版著作中译本，发表评论文章)无疑推动了当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1954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注：刊于《文艺学习》1954年第5期。“关于本书目的几点说明”中指出，“本书目的是为了帮助文艺工作者选择读物，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自修而开列的”。说“这是第一批书目，将来如有必要将陆续开列第二、第三批书目”。但此后没有再开列过。在解释为什么开列的文学作品只限于“古典作品”这一点上，“说明”指出，“现代的中外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文学作品，当然也是文艺工作者必需阅读的，但因为这些作品，同志们自己能够选择，所以没有列入”。)中，文学名著的“俄罗斯和苏联部分”，共开列17位作家的著作34种，包括克雷洛夫寓言，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小说。虽说是“古典文学名著”，不过，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也被列入。而“其他各国”部分，则开列了自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悲剧，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中文译本67种。1954年创刊的中国作协的《译文》、《文艺学习》，除着重刊登苏联作品的翻译和评论外，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对中外文化“遗产”、尤其是外国文学的态度，在当代文学的这一时期，是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可以看到，“接受”是有一定范围的，尤其是西方文学。以时间而言，对外国文学的有限度的肯定大体限在19世纪以前的文学；以创作方法而言，则“现实主义”是一个衡量的标尺；而这两个尺度大致又是重合的。对于20世纪外国现代文学，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只译介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或“进步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如英国的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法国的罗曼？罗兰、巴比塞、瓦扬-古久里、阿拉贡、艾吕雅，美国的辛克莱、德莱塞、斯坦贝克、法斯特(在他公开宣布脱离美国共产党之前)、马尔兹，古巴的纪廉，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希克梅特，日本的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具有近似思想艺术倾向的作家作品(在50年代，中国理论家称之为“20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颓废文学各派别”)，以及苏联文学中离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的创作(叶赛宁、布尔加科夫、古米廖夫、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被作为反动的或腐朽的思想艺术倾向而加以否定，他们的作品也没有得到翻译和介绍。(注：在1957年的“百花文学”时期，《译文》曾选刊了法国象征诗人波特莱尔《恶之花》的译诗，和阿拉贡赞扬波特莱尔的文章。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60年代的中译本，是作为供批判的“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关于20世纪被称为“现代派”的作家作品之所以受到否定，茅盾在《夜读偶记》(注：载《文艺报》1958年第1、2、8、10期。单行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做了这样的说明：“现代派”(该文运用了“新浪漫主义”的概念)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唯心主义，而创作方法是反现实主义，是反映了没落中的资产阶级的狂乱的精神状态和不敢面对现实的主观心理；在极端歪曲“事物外形的方式下”，来发泄作者个人的幻想、幻觉。因而，不论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还是创造社会主义文学的作家，都只有害而无利，是不值得借鉴的。
　　在五六十年代，“值得”译介、阅读、借鉴的作家作品，又并不处于同一等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深刻揭示社会本质，和“指出理想的前景”，自然代表文学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优于人类已有的一切文学创作。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中，巴尔扎克高于左拉，因为后者具有“自然主义”倾向，而这在揭示生活的“本质”上存在缺陷。对被认为是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的肯定，已包含更多的保留，原因是已出现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已成为最先进的文学事实。1954年文艺工作者参考书目，所开列的俄苏作家的著作数，高尔基居第一位，达7种，以下依次为果戈理(4种)、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各3种)，而陀思妥也夫斯基则未被列入(虽然他的小说已有中文译本)。对于英国“古典诗人”，具有“革命性”的雪莱、拜伦受到更多的赞扬，而济慈、华兹华斯则受到冷落：这种价值判断来源于高尔基的“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区分(注：高尔基认为，“必须分别清楚两个极端不同的倾向”。“消极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想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就使人逃避现实堕入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无益的深渊中去，堕入到‘人生的命运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而“积极浪漫主义”“则企图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见《我怎样学习写作》第11-12页，三联书店1951年第4版。)。“等级”的划分不仅表现在作家上，而且也指向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和对作品所作的阐释。思想艺术上的“典型化”程度，对劳动者的同情程度，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揭发程度，是对待“古典作品”经常使用的标准。
　　五六十年代对文学遗产的介绍、“接受”，与当代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状况直接相关。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学进入了一个被称为“解冻”的时期。这期间，苏联文学内部各思想艺术派别的争论、冲突加剧。但是，中国文学界对这些情况的介绍并不多，受伦堡的《解冻》当时也没有被翻译。只是到了1956-1957年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期间，才有了有限度的介绍，并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直接的影响。当时，在中国文学界，也出现了怀疑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潮。在1957年下半年，中国文学中变革的努力受到挫败，在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和评价上，也完全回到对正统路线的推崇。但这一情况并没有维持很久。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开展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对苏联文学的介绍也开始冷却。在“大跃进”经济实验和文学实验失败之后，60年代初，中国文学在政治和艺术上进行“调整”。这个期间，也相应重视文化遗产的介绍，出现了翻译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西方文化、文学名著的热潮。商务印书馆在50年代开始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计划继续得到实施，“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到“文革”前夕，已有二三百种之多。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开始了有相当规模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一些西方哲学、文学著作，虽作为批判对象而“内部发行”，毕竟也有了翻译出版的可能。存在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哲学著作，是翻译的重点。也选择出版了一些“现代派”的作品。
　　五六十年代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上，有一些变化调整，但总的趋向，却是在逐渐走向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到了“文革”前夕，一种与过去的“旧文化”“彻底决裂”的思潮，已经弥漫开来，激进派在空白的地基上创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乌托邦冲动开始付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