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转折中，一部分作家离开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美国等地，如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徐訏等。而大多数的作家，怀着对创建独立民族国家的理想，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一些当时在国外的作家，如老舍、曹禺、卞之琳，也回到国内。1949年初，由于北平已被确定为未来的首都，大批作家进入这一城市，并开始酝酿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的会议。3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的联席会议上，产生了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委员的筹备委员会。7月2日到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共有正式代表和邀请代表824人，分别组成平津(一、二团)、华北、西北、华中、东北、部队、南方(一、二团)等代表团参加，实现了过去被分割在不同地域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会师”：“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49年版。)。在会上，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分别做了报告(注：这些报告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大会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一些代表还做了专题发言。
　　第一次文代会在后来被当作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的总结和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这一性质的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订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周扬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当然，“会师”的“文艺大军”的不同成份，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和位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各自体现的文学观念、创作实绩，他们在文学界的地位，按照在40年代已明确的文学阶级性的类型学尺度(同时也包括文学界的宗派利益)，被分为不同等级。这种等级，不仅存在于“新文学”和“旧文学”，存在于“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之间，而且还存在于“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的革命文学”之间，甚至存在于来自解放区的不同文学派别的关系上。在这次大会上，延安文学的主题、人物、艺术方法和语言，以及解放区文学工作，开展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的经验，作为最主要经验被继承。在此前后分别出版的两套大型文学丛书——收入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收入“五四”到1942年以前作家创作的《新文学选集》(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周扬主持编辑，1949年5月开始出版，编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包括作家创作和工农兵作者创作)二百余篇(部)。新华书店出版。《新文艺选集》由茅盾主编，选辑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问世的作家作品。共两辑。24册。第一辑所选作家均已去世，有鲁迅、瞿秋白、蒋光慈、柔石、胡也频等，第二辑收当时健在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丁玲、田汉、巴金、老舍、洪深、艾青、张天翼、曹禺、赵树理。)——也被处理为不同的价值等级。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时提出，“除了思想领导之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郭沫若的大会结束报告，也将很快就要成立“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称为这次大会取得的成功之一。第一次文代会成立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都先后成立。这些协会中，最重要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中国作家协会)。这些机构的性质、形式、功能，既承接了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直接从苏联作家协会取得借鉴。作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对文学界进行思想领导的重要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也在文代会后陆续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