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巨匠歌德说过：“不懂得外语的人，是无法通晓本国语言的。”考虑到论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我们也许认为这样说不无道理。如果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把这句话用于性质迥异的东方文学，情况会怎么样呢？起码有一位日本学者援引了这句名言，并且认为“言不为过”。1 看来即使歌德说得有点绝对，我们也不应该置若罔闻。而证明这一断言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和普遍适用性，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天职。 

　　比较文学自诞生至今，仅仅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是一门尚在不断发展、不断开拓的学科。

　　从上古至近代，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发展史上，详略不一的比较文学研究（如两种文学的比较、诗歌与绘画的比较）并不乏见，不过，一般认为这门学科的诞生却是十九世纪初叶的事。那时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展，在法国出现了一些侧重比较研究的新兴学科，如比较美学、比较解剖学、比较神话学等，而在文学领域，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情况给比较文学的诞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816年，法国学者开始使用“比较文学教程”一词；1829年，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Abel-Francois Villemain,1790～1870）则开设了题为《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从此以后这门学科正式踏上了自己的发展历程。比较文学首先遇到的挑战是泰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决定论”。因为正如梵·第根（ Paul Van Tieghem，1871～1948 ）所说，他指出，“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种族的、围绕种族的环境的、以及形成盛行一时的某种思想态度的时代的产物。在这样一个强制的结构中，影响的观念消失了……。”2 尽管法国的先驱者做了种种努力，但直到十九世纪末叶（那时泰纳的决定论和创作界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均日渐衰微），比较文学才开始成为一门学科。

　　法国的比较文学先驱者专门关注国际间的文学影响，探讨彼此互相接触的历史事实。进入本世纪以后，他们又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不少人试图对它的性质、目的、对象、范畴和方法做出明确的界定。在一本名为《比较文学》经典著作中，梵·第根写道： 

　　比较文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各种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这些一般术语的概念，它包括——这里仅指西方世界——希腊和罗马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文学（中世纪以来的）对古代文学的借鉴、各种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3 

　　在这个早期被奉为圭臬的定义里，比较文学关注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的宗旨得到了强调，而这一学科原初专以欧洲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也清晰可见。由于这种研究称作“影响研究”，因此，其倡导者法国学派也称作“影响学派”。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法国之外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均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所开拓，但他们所持有的，实际上也是以文学影响为根基而建立起来的比较观。

　　美国早期的比较文学不出法国学派的路径，仍以研究“文学渊源”、“文学发展”和“文学弥漫”为己任；而且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它始终处于缓慢发展的历史阶段。4 然而，在形式主义批评以及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横向比较的学术思潮的启发下，美国学者渐渐意识到了传统比较文学所潜在的严重危机。五十年代，他们开始向影响学派发起挑战，指责这一学派忽略了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学性”，认为比较文学在他们手中已经沦为文学的附属学科，乃至文学的“贸易交往”。他们力倡以作品本身为中心，积极开展跨越国界和跨越学科的平行比较研究。根据新近流行的观点，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 Henry H.H. Remak ）对比较文学重做界定如下： 

　　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 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5 

　　显而易见，这一定义冲淡了关系研究的旨趣，消除了欧洲本位主义思想，而且明确肯定了新型比较文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跨国界与跨学科，所以近几十年经常被人视为新的标准定义而加以引用。不计实际影响之有无，以文学性为重心，平行选择比较对象，并对之证同辨异，这种研究即是所谓的“平行研究”；因此，美国学派也被称作“平行学派”。他们别树一帜的比较观，为开展东西方文学或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为文学与其他学科、其他艺术门类的碰撞与交融，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从而在时空范畴赋予比较文学以彻底的世界性，在学科范畴则赋之以更强的边缘性。

　　比较文学东传以前，我国学者虽一无依傍，但很早就开始了这种研究（如林纾的平行比较、王国维的移植西论）；东传之后，数十年间，便呈现出大家如林、屡见宏论的景象（参见第二章）；及至文学新时期，比较文学在我国几可说已成了一个热门学科。目前，台港和大陆学者正在推动中国学派的形成。他们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倡导东西文学平等对话、加强东方诸国文学的研究、利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或利用中国传统理论（如比兴、风骨、神韵）来阐释西方文学等等。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是东向的还是西向的移植研究，都一律属于新的开拓。不过，如果把国外汉学家的成果也计算在内，那么移西就中迄今已堪称蔚为大观，而移中就西的实例，却依然少得如凤毛麟角。

　　从影响研究扩展到平行研究，进而扩展到移植研究，比较文学的视野已够十分广阔的了。据此，再回顾一下雷马克的定义，便不免觉得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一学科不断扩展的包容性，各种学派不同的追求和主张（尽管有些是与大同小异），使得“何谓比较文学”的问题难以做出准确的回答。中外学者做了许多尝试，力图从不同角度为它下个简明而又赅备的定义，但似乎总是事与愿违。6 在我们看来，跨越国家（或民族）界限和学科界限来考察文学，是它最基本、最重要的旨趣。

　　既然比较文学总是在寻求兼并，多方包容，那么归根结柢，它就是一门极其敏感的学科。本世纪西方的文艺思潮兴替频繁，人文科学也变动不居，比较文学自然会深受它们的影响，而继续保持着寻求发展的趋势。通过长期实践，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主要和次要研究类型在内的庞大体系（详见下文）。在这个体系中，绝大多数是些相对稳定的研究类型，各自有着比较明确的目的和任务、方法和对象，但在某些学者看来，有少数几个研究类型（如翻译研究）应该分别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与比较文学平列。7 近年来对比较文学冲击最大的还是比较文化，结果两者相提并论已经演为时尚。不管倡导者赋予“比较文化”以何种意谓，在西方“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却有着特定的内涵。本世纪六十年代，这一研究起源于英国（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又出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伯大研究中心最初致力于通俗艺术和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后来扩大到了六个领域，即大众传媒、文化史、妇女研究、艺术与政治学、亚文化群、以及劳动与工作。8 这样看来，比较文化实际上使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在本学科和跨学科两个方面再次得到了扩展；然而，两者之间也可构成互补关系，正如杰里米·霍索恩所说：“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中获取者多，偿还者亦多。”9 这是比较文学新近拓展的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所谓“深化”，固然如以上所述包括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但更重要的是，它在研究文学现象或铸造文学理论时，已倾向于采用哲学眼光。这一点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既然“哲学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文学形式而已”（卡西尔语），那么反过来文学理论也能够延伸到哲学层次。现代哲学思潮如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新历史主义等向文学领域里的侵入，逼使文学研究也要考虑诸如“虚无”与“存在”、“偶然”与“必然”、认知方式、语言特质、体系及其成分间的逻辑关联这样一些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所以，文学理论在试图逼近现象与事物的本质与精蕴之时，便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哲学化倾向。比较文学视野阔大，更是常常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来深化文学理论。

　　汉学家的比较文学研究多半属于实践层次，带有鲜明的类型性，我们依次举例介绍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种类型。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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