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研究”或者“西论中用”，按照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和西方理论的碰撞。不过，这种说法似乎有点简单，因为通过深入考察可以知道，两者碰撞的实际情况要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得多。正如丛书“总序”所说，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涉及到异质文化和同质文化两大范畴。譬如说它东播日韩，显然是在同质文化圈内的传播。它不仅对传入国文学产生了持久而又深刻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既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又反映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因此，中国文学理论与日韩文学理论，就整体而言，彼此有着相近的特质，不会构成鲜明的对照，以日韩理论认同中国文学时所发生的碰撞，也就不会十分剧烈。与此相反，中国古典文学西播欧美是在异质的文化圈内，那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均自有传统，与中国文学相比算得上是天迥地远，因此，以西方文论认同中国文学时所发生的碰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种条件下，以西解中有时会失败，有时能够行得通，还有时虽然能行得通，却给人以生硬、做作、甚至如隔靴搔痒之感。无论遇到哪一种情况，若想取得良好的解读效果，就不能不对西方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加以的改造。只是在某些个别情况下，或者在整个研究程序中的某一（或某些）局部，移植研究才有可能出现一无窒碍的顺境。

　　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碰撞的方式，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根据中国文学建立理论

　　西方学者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一般要用西方文学作为质料，但知识渊博的学者也部分地利用中国文学。苏珊·朗格是符号学家，她认为，诗中所写无非是以符号代表感情的非实在世界；为了阐明这一论点，她竟然引用了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 1 一诗 。她说，这不是关于李曹离去的报导，而是一首诗，诗中涉及到的事物“创造了一个全然主观的境况”： 

　　诗人及其友人 2、雨、江、别离、意向、声响以及时间，都是仅由写入诗内的词语而创造出来的诗的因素。诗中之所言以及所未言都赋予事件以自己的特征。诗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双重性格：既是全然可信的虚的事件的一个细节，又是情感方面的一个因素。在整个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形成明确（如上述的诗歌）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 

　　她还将这首诗与英国布莱克（ William Blake，1757～1827 ）和 T·S·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一并作为例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3 她如此建立起来的理论，当然不是为了用来研究中国文学；而且迄今为止，汉学家专门袭用朗格的符号学理论者也极为罕见。4 这是一种情况。

　　本书第四章所介绍的“汉字诗学”则是另一种情况。费诺罗萨根据汉字营建新的诗学，本来也是为了西方，即革新旧有的诗歌理论。后来有少数学者确实付诸了西方文学的研究，但一些诗人兼学者却对它引申发挥，并在中诗英译和研究领域派上了用场。后一种情况是费氏所始料不及的。从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上看，这也是最为壮观的一种，尽管费氏理论本身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除此而外，还有一种目前比较罕见但具有美好前景的情况，这就是通盘考虑中西两种文学，而为两者的研究建立普遍适用的理论——共同诗学，刘若愚提出“诗歌乃语言和境界之双重探索”即是一例。5

　　由中国文学本身或由中西两种文学建立普遍适用的文学理论，正是中西碰撞的无穷活力之所在。

　　（二）根据中国文学修正西方理论

　　处于发展过程中的西方理论，往往需要不断地补充新的内容，中国文学可以充作它强化根基、纳取营养的“补益之物”。即使已经形成的西方理论，为了获得普遍的适用性，也需要不断地加以修订，这时中国文学自然又可以充作它的“矫正之物”了。王靖献在移用帕里-劳德理论时 ，结合《诗经》的实际创作情况，采用了“过渡时期”这一概念，从而修正了原来的西方理论：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明显偏离了帕里和劳德的设想，《咏唱故事的人》一书对后者排斥过渡时期概念的“坚定信念”，表述得十分清楚。我却与大多数古英语研究者为伍，来证实这样一个时期确实存在的前提条件。6 

　　王氏采用“过渡时期”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三百篇，这与西方修正原有理论、使之不断完善的努力却志同道合，再次显示出了中西碰撞的活力。

　　（三）兼用中西两种理论与方法

　　为了有效地移用西论，除了进行修正外，有时还兼用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方的新兴方法，以便适应中国文学的特殊性，避免所谓纯文学研究的“自由漂移”（薛爱华语，参见第一章第三节）。叶嘉莹《吴文英词现代观》一文，即是兼用型的范例，其做法如下： 

　　论点：吴文英词具有西方现代诗歌的特色——用语戛戛独造，时空错综交叠。

　　论据：有关的古代汉籍（自寻而得）和古今吴词研究。

　　方法：以西方现代诗歌理论为透视角度，以传统的史实考证和语义辨析为具体的研究手段。7 

　　显然，叶文角度虽然新颖，却力图使论证落到实处，并没有随意解说之嫌。而且西方传统汉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与我国古代的考据学和章句学有相通之处，因此叶氏的做法，又兼具中西学术相结合的特点。再如浦安迪总结原型模式“二元补衬”和“多项周旋”时（见第十章第四节），所用理论（原型批评）是西方的，所得模式则是中国“阴阳五行”观，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这说明在西方理论力所不及之处，可用中国理论补其短缺。

　　（四）直接运用

　　把西方理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整个地或部分地加以套用的例子，也占一定的比重。应该说这种做法不无风险：有时如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有时甚至会歪曲作品的原意或原貌。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上述倪豪士关于《毛颖传》的寓意分析（见第三章第三节），可谓模仿西法竟到了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的地步，但他的研究还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韩文所寓含的几层意思。

　　现在，我们把以上所述的几种类型归纳于下：

 

　 中为西用——西人以中国文学建立新理论（或用于西方文学，或中西兼用） 　

中国文学与西方理论的碰撞 　 修正型

　 移西就中 兼用型

　 　 套用型

　　从实际的研究情况看，修正型和兼用型是移植研究的必然产物，因而是它的主要操作方式。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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