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的英文是 “ambiguity”，现在有“暧昧”、“模棱”、“含混”、“多义”、“复义”等多种译名。它作为特定的批评术语，首见于英国学者燕卜荪的著作《七种歧义类型》（伦敦，1930）。此书曾经再版，但这一术语一直未得到严格的界定；在第三版（1961）中，燕氏称“歧义”是：
　　词语的任何细微差别；无论多细微，它总能给读者对同一语言片断所作的反应，提供选择的余地。
　　诗歌作品的词语，在这一理论的观照之下，展示出了往往被人忽略的意蕴。他所总结的七种类型是：
　　（一）一个细节以几种方式同时生效；
　　（二）两个或两个以上可选择的意义融而为一；
　　（三）同时给出两个明显毫无联系的意义；
　　（四）可选择的意义结合起来而使作家的复杂心态清晰可辨；
　　（五）作家在写作中发现事先未曾觉察的念头，而呈现出的混淆；
　　（六）陈述矛盾或枝蔓，读者不得不寻找种种解释；
　　（七）出现了标志作家思想不一致的矛盾。
　　这是些基本类型，其下还有细类，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中国诗歌句法松散，燕氏歧义说很容易派上用场。在中诗西译时，这种特点往往使译者临纸踌躇。例如，杨力宇在译苏轼《大秦寺》颔联“忽逢孤塔迥，独向乱山明”时说，根据上下文，第四句应有三种译法：（一）我孤独地面对明亮的山；（二）这座塔孤零零地面对明亮的山；（三）这座塔孤零零地在山上闪光。可见言者与塔，均可充当诗句的主语，但如果译成英文，就只能选择一种译法。21 上述例子——不管译者是否有明确认识——虽不言歧义，而歧义在焉。
　　当然，也有人明确指出诗语暧昧之所在。在《梅花与宫女》一书中，傅汉思讲到了如下几种情况：
　　（一）象声词造成的歧义，如《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句中的“唧唧”二字，既暗示织机的响声，又暗示木兰的叹息。
　　（二）写物关情而造成的歧义，如李煜《乌夜啼》，从总体上看是上阕写景，下阕写情，而在“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句中的“无奈”一词，则可以同时指花、指人。
　　（三）涉及不同语意层次而造成的歧义，如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我辈复登临”句。广义地讲，此句指人事代谢，演成古今，此时轮到诗人这一辈；狭义地讲，此句指诗人及其同游者像前人那样，此时无非在游览名胜。
　　（四）一词多解而造成的歧义，如孟浩然《万山潭作》“游女昔解佩，……求之不可得”中的“之”字，可指游女，可指游女的佩戴物，也可兼指两者。双关语造成的歧义也属于这一类，如“藕丝”（按谐音则可解作“求偶之思”）。
　　（五）诗歌意象因功能不同而造成的歧义，如卢照邻《长安古意》第七至十四句中的意象——游丝、花树、啼鸟、戏蝶和崇楼画阁，既是组成壮丽景色的可见之物，又是诗中的象征，代表永无休止地游宴歌舞、寻欢作乐。22
　　词语的歧义大半来自文本语境的烘托、修饰，有时因携带典故或文化背景的意蕴而产生歧解。就整个一篇作品而言，由于特殊技巧的运用（如省略主语、通篇用隐喻语言等），它也会产生暧昧性。例如方秀杰说，姜夔《疏影》一词，完全压抑着主观感情的发抒，致使读者对全词的含义有可能提出多种解释。传统批评家在暧昧难明的诗词面前，亟于猎取其中的寓意，于是王昭君这个典故便引出了一个勉强的比拟：她北嫁匈奴，终老荒陲，恰似北宋末代皇帝被金人俘掠北去。但该词上片将梅拟人，喻为美妇，其花又如昭君转世，林顺夫因而认为这是一首怀旧之作——诗人在回忆一位女子。方秀杰另有见解，她认为这首词并非怀旧，而是以隐喻性诗语抒发笼总的感受：上片写孤寂与幽独，下片哀叹韶光易逝。23
　　研究歧义决不限于在语言层次被动地寻找多种歧解，它完全可以涉足于较深的层次，主动地透视匠心所在，乃至艺术本质。英国学者威尼弗雷德·诺沃特尼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歧义’这个词……使整个一代读者都深切体会到了语言有多面性的事实”，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多面性”与有关艺术本质和功能的理论问题有所联系，这个词现在又与诸如矛盾心理（ambivalence）、张力、悖论、反讽等概念结了缘，也与爱好运用隐喻和象征（借以避免或摆脱明确断言）结了缘。当代批评家有人把“想象”界定为“正视或构想矛盾心理和歧义的能力”，并且认为，“矛盾心理，在可驾驭、可连属的替换物共同呈现的意义上，是伟大艺术的先决条件。24
　　在悖论、反讽和张力所指明的较大的诗歌结构中，总有两种含义不同而互相匹敌的因素一并出现，因此也不无歧义的踪迹，尽管批评家在此的兴趣，不是静止地罗列各种意蕴，而是指说它们或者冲突或者衬托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