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研究方法决不等于已经过时的研究方法，我们如此称之，只不过是因为其发端较现代研究方法为早而已。它们虽然已经经过了多次实践，但依然要解决新问题，依然在不断发展之中。尤其是在它们以陌生的中国古典文学为研究对象时，这种发展便又开始了新的延续。

　　在西方，史诗是一种古老而又重要的诗歌类型，史诗研究也从远古起一直赓续至今。一般认为，它那半神半人的主角、信而有征的史实、宏大壮丽的背景、庄重严肃的口吻、以及长篇钜制的规模，是这一文类的主要特征。而在素有“诗国”之称的中国，绝大多数的诗歌作品是篇幅短小的抒情诗。因此，每当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宏观比较时，史诗问题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例如，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就指出：“欧洲文学所有的主要文学类型，中国文学无所不备，唯独史诗是个例外。”1 近几十年来，有的学者已经不满意这种笼统否定或肯定的做法，开始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研究，即从表面印象转而考虑史诗的本质特点及其产生的根源。不过，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刘若愚是把史诗与悲剧一并加以讨论的。他认为，中国诗歌长于短小的抒情、沉思之作，而相对弱于叙事之作。在中国虽有叙事诗，但至长也不过数百句；虽有戏剧诗，但经常是韵白混用。显然，欧洲这两种主要文学类型——史诗和悲剧，并不见于中国文学。究其原因，在如下数端：首先是汉语性质比较特殊。它的词汇绝大多数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复合词，联缀后听起来有如“断奏”（ staccato ）节拍，不宜于构建长篇钜制。而且由于它拥有数量众多的单音词，可供诗人选择韵脚的余地就不算宽。其次是中国思想具有灵活性。它重实用而轻教条；敏于知觉且善于领会；种种经验一旦发生，它便加以吸收，而不设法把一个事先想好的模式强加于所有经验之上。中国诗人对于哲学和宗教体系，就常常持折衷态度，不像但丁和弥尔顿那样，以某一思想体系作为诗作的框架，也不像布莱克那样，写诗时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第三，中国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专注事物或经验的本质，而非细节。中国诗人通常有意去捕捉一片景色、一种心绪、一个世界的精髓，而不管其多种多样的表现。但对待整个生活，中国思想更多的是“存在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因为它关注实际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或其他什么抽象范畴。此外，中国缺乏史诗、至少是英雄史诗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在这里人们要谴责那种对个人勇猛和威武的崇拜。正如莫里斯·鲍勒爵士（Sir Maurice Bowra）所说：“这种伟大的理性力量——它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十分持久——排斥英雄精神及其无羁无束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表现。”（《英雄诗歌》）2
　　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和杜克义（Ferenc Tokei）与刘氏一样，也持否定意见。前者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史诗以及对现实的史诗感在希腊文史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诗人写诗则广泛采用抒情的方法（详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后者在确定屈原诗歌为哀歌体时，与史诗和抒情诗做了比较。他说，史诗是一种客观描述外在世界的诗型，抒情诗则纯属个人，尤其是诗人自己。在这两种文类之间，有一个很广阔的过渡区域，这便是另一文类——哀歌存在的场所。3 中国古代的家长制社会限制了史诗的发展，而反对家长制的伟大诗人既要抒发自己的感情，又不放弃创作史诗的宏伟意愿，因此形成了哀歌这样的文类。它应该有一定的史诗广度，否则就只能成为讽刺短诗；还应该以思考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思考也便谈不上哀歌。4
　　王靖献从中国特有的英雄主义精神，看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别样的史诗。他不赞同王国维、钱锺书等前辈学者不加分析即予以否定的做法；也不同意胡适权宜地声称二、三世纪叙事诗（其中包括《孔雀东南飞》）即为史诗的做法。他认为，晚近的研究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学里的史诗因素，5 但那些因素仍未在各个层面上均能连贯诗歌中较长的叙事结构，以表现那种宏伟想象力。那么，可以充当结构原则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这就是源自先秦的厌战尚文精神，三百篇中拥有体现这种精神的史诗：
　　在《诗经》诸篇（按：指《大雅》里的五篇诗歌，详见下文）中，一系列史诗事件含有开创神话（a creation myth），还含有关于周民迁徙、漫游、战斗和间或近夷狄……而居的叙述。这些诗每一首都自具完整的韵律和主题，有时采用颂歌形式，而更多用的是涉及广泛的叙事形式。这些诗章描述了周民族宏伟历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即武王的父亲——文王；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这种史诗仿佛就是“文王史诗”（Weniad）6 。
　　他接着说，文王上承后稷，重农桑而尚文化，从不怒而即战；其英雄主义表现为以德、以柔治理天下，为民垦殖，敬奉先祖。武王伐纣是“文王史诗”的高潮，他一怒之下，铲除了暴君。可见周王之怒有所不同：文王在柔，武王在刚。但武王之怒仍是文王勇武精神的继续，其志在于安民。灭商后，他返回旧都，命令倒置干戈，纵马放牛，以示不再征战。因此，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战事，也不会引出歌颂尚武行为（一如在描述特洛伊战争的史诗中所见）的诗歌惯例。周代的英雄主义包含着悔战之勇，视兵者乃凶器之勇。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咏战诗往往不提兵刃相搏、血肉横飞的实战情况，有时则用食腐之鸟（如汉乐府《战城南》）来透露战争残忍的消息。他认为，在详述所谓“英雄行为”的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确没有史诗；但周代有记录开国历程的“尚文史诗”。“现实的史诗感”（普实克语）在中国诗歌里也极其重要，因为中国的这种史诗感强调文治教化，而压抑那种尚武好战、表现自我的英雄精神。7
　　在名为《史诗》的另一篇文章里，王靖献明确指出《大雅》中《生民》、《公刘》、《板》、《皇矣》 和《大明》五篇是所谓的“文王史诗”，并且大致按照时间的先后，重新排列如上。他详细考察了这五首诗所涉及的史实，有时与西方史诗做些比较。他说：
　　一如《埃涅阿斯纪》，中国史诗也把一个王朝的命运当作基本主题。它同样集中描述先祖之迹，以文王的超凡魅力为高潮；这位帝王亦如埃涅阿斯那样卓然超群地“履行他的职责，因为神灵已委之于他。”8 “文王史诗”既是诗歌叙述，同时又是百科全书，旨在通过记录开国者的事迹，为周代社会建立永久的名声和精神气质。
　　他还认为，这几首诗包含着一种“忧患意识”，即领悟到困苦决不会从现实生活里完全消除。《大雅》还有几篇写周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它们之所以不能算作“文王史诗”，主要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注意描写在文王身上体现出来的后稷遗风，即“忧患意识”。9
　　应该指出，最近一百多年来，西方的小说、戏剧、电影（以及诗歌）创作常常喜欢采用规模宏大的史诗叙事法，以便揭示个人或民族命运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史诗小说、史诗戏剧。这样一来，史诗的定义也就产生了宽泛化的倾向。不过，汉学家在分辨中国文学里有无史诗时，通常仍以经典定义作为衡量的尺度，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譬如说，西方有人以史诗称某些小说、戏剧作品，汉学家却依然严格把它限定在诗歌范畴；10艾兹拉·庞德称“史诗是一首包含历史的诗”（《阅读入门》），汉学家的研究却在暗示，并非所有咏史诗均是史诗。杜甫公认善写历史，向有“诗史”之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本事诗》 ）但在汉学界，罕见有人断言杜诗即为西方意义上的“史诗”。王靖献为“文王史诗”下定义时，强调它们反映的是“王朝的命运”，记录的是“开国者的事迹”，也说明他并未把“史诗”和“诗史”视为一事。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汉学家中无论持否定意见还是持肯定意见，他们均一方面根据严格的史诗定义（尽管他们有时强调这种定义的部分内容），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又无不从语言、哲学、思想、宗教等文化层次提出问题，深化对史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