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是一门研究语言艺术的学科，一般认为，在西方它脱胎于演说术，是文学批评的源头之一。古典修辞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利安等人，重在研究演讲和写作（通常指非虚构性散文）时，如何为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而巧妙地运用语言。在中世纪，修辞学与逻辑、语法合称“三学科”（ trivium ）。从西塞罗到十九世纪，古典修辞学的原则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
　　汉学家的修辞学研究范围很广，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比较中西修辞学发展史
　　高辛勇说，中国和西方的修辞学都起源于演讲术，后来才逐渐被文学创作所吸收。中西均有劝说性（ persuasive ）修辞和装饰性（ ornamental ）修辞两大种类。关于前一种的论述，最早见于《韩非子》中《难言》、《说难》、《说林》诸篇和《荀子》中《非相》篇。在《墨子》中，也出现了像“辟”、“侔”这样的辞格。关于后一种的论述，最早可在《论衡》、《文心雕龙》等著作里找到。从唐代到清代的诗论，经常涉及具体的辞格。宋代始见有关散文的修辞学，最明显的例子是陈　的《文则》。明清两代活跃着一些散文流派，这刺激了散文修辞学的发展。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唐彪《读书作文谱》、章学诚《文史通义》、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均有这方面内容。
　　他还指出，中西修辞学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与演讲术、风格学、文类学以及创作方法混淆在一起。根据现代的观点，修辞学仅仅涉及写作的语言技巧。由此来看，《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就与修辞无关，而《丽辞》、《声律》、《章句》、《比兴》等篇，则含有修辞学成分。再如，姚鼐提出的作文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中，前四者不在修辞学范畴，后四者有关修辞学。23
　　（二）比较中西辞格
　　高辛勇的研究仍可取作例证。他根据陈望道等人的著作，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用的辞格做了归纳，并试图以西方辞格作为参照。相照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间有种种关系。有的互相对应，例如：“明喻” → simile，“隐喻” → metaphor，“借喻”（即“暗比”）→ cryptic metaphor ；有的只能给出近似的对应物，例如：“委婉”→ periphrasis或euphemism，“回文”→ palindrome；有的只是部分地对应或近似对应，如以下数例：
　　藏词 →（可参照）ellipsis
　　⑴ 藏头语；⑵ 歇后语；⑶ 譬解语
　　倒反 →（可参照）irony
　　⑴ 倒辞；⑵ 反语 → sarcasm
　　有的根本没有西方辞格与之相应，如“错综”及其亚类“互文”、“交错”和“蹉对”。24
　　（三）以西方辞格分析中国作品的修辞手法
　　英语中有一些源于希腊的辞格，如“metonymy”；此词通译作“换喻”或“转喻”，指的是以附属物代主体，或者以主体代附属物；以我国辞格衡量，它可列入“借代”一类。威廉·麦克诺顿（ William McNaughton ）指出，《诗经·大雅·烝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句中“喉舌”一词，即是换喻。
　　再如中国辞格“双关”，一般译作“paronomasia”。但在“paronomasia”之下，麦氏根据《诗经》（及其他表达）所用又划分了一些复杂的细类：
　　兼叙法矛盾（ synoeciosis）：如“惠然肯来，莫往莫来”（《邶风·终风》）
　　折返（ antanaclasis,重复使用一词，以致使其改变意思）：如“允文文王”（《周颂·武》）
双关　转义（ diaphora,一词代表其指涉物，或指涉物的性质）：如“今夕何夕”（《唐风·绸缪》）
　折返法替代（ anthimeria,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谐音双关（ antanaclastic pun，利用谐音，使读者 对两字间的巧妙或荒唐的一致产生印象）：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陈风·衡门》）
　　从麦氏的划分，可以看出中西辞格分类的异同。25
　　（四）以西方辞格分析中国作品的艺术特色
　　例如，在《汉赋——扬雄赋研究》一书中，康达维（ David R. Knechtges ）说，《战国策》的某些游说词既有“劝说”效果，又有“装饰”、“美饰”效果。他从词源学上提供了依据：
　　修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两件事：装饰性话语和劝说性话语。这两件事似乎在心理上是互相抵牾的，因为装饰的愿望不偏不倚，而劝说的愿望基本上与之相反……。装饰性修辞对听者产生静态影响，引导他们去欣赏它的美与智；劝说性修辞则是动态地引导他们采取某种行动路线。一种是明确表露情感，另一种是操纵情感。
　　——弗莱《批评的剖析》
　　他接着说，虽然两者似有矛盾，但常常共存于一篇作品之内。因为“装饰性修辞对促成劝说效果的贡献并不小。当听众觉得听来有趣时，他们的注意力和相信所闻之事的意愿，就会同样地增加，有的甚至因羡慕而万分激动。”（昆提利安《辩论家的培训》）辩说者的难题，就是如何防止追求美言的趣味挡住劝说的言路。26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上半叶，随着交际理论和读者反应理论的发展，现代修辞学破土而出，很快又蔚成大观。古代学者虽然偶尔也注意听众的心理（如亚里士多德分析他们愤怒、友好、恐惧、怜悯等感情，提醒演说者做出相应的对策），但基本上是假定听众持有某种特定心态，而不去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代修辞学家则不然，其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阅读行为和读者反应之上。举例来说，斯坦利·菲什（ Stanley Fish ）认为，文学是一种体验，而阅读是关于那种体验性质的描述。罗曼·英伽登（ Roman Ingarden ）的观点稍有不同，他兼重作者和读者两个因素 。沃尔夫冈·伊瑟尔（ Wolfgang Iser ）赞同后面一种看法。他解释说，文学有“两极”，一是艺术性，涉及作者所创作的本文；一是审美性，涉及读者所完成的理解。实质上，他们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把文学作品视为人类交际的一种媒介。现代修辞学的研究领域也是相当广阔的，大凡语言运用的艺术几乎全部纳入了它的视野。韦恩·布思（ Wayne Booth ）的《小说修辞学》实际上不是讲各种词格，而是讲小说的种种技巧。他之所以称为“修辞学”，是因为在他看来书中探讨的无非是小说家操纵读者的手段。现代修辞学以读者反应理论为方法论的基础，此外，它还吸收了其他理论（如现象学、叙事学、原型批评、心理分析理论等等）的方法和视角。有关内容，我们在第十三章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