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文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曾是不同批评阵营相互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上面提到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对“同路人”作了这样的定义：“我们在文学中和在政治中一样，将这样的人称为 ‘同路人’：他正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个已知的点，沿着我们大家已在其上走出老远的那同一条路。” “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不是整体地把握革命的，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的他们也感到陌生。”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在革命和内战的枪炮轰鸣时，缪斯几乎完全沉寂，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复活的，复活之后它又立即被涂上一层同路人的色彩，同路人作家是革命后几年中文学创作的主力。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以勃洛克、叶赛宁、皮里尼亚克、克柳耶夫、符·伊万诺夫、莎吉娘、阿赫马托娃和“谢拉皮翁兄弟”等人为对象，分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艺术创作，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给予较多论述的这些作家，后来都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家，在文学史上都留有或深或浅的足迹。同路人作家不仅充实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文学，而且也为整个苏联文学的奠基、发展乃至若干年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路人文学”的概念，在当时被运用得很广泛，也很笼统。除了托洛茨基所列的作家外，还包括阿·托尔斯泰、扎米亚金、列昂诺夫等等，“拉普”中的有些人甚至还曾把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也列入“同路人”之列。比较合理的理解是，“同路人”是指那些既没有投入革命也不反对革命的人， “同路人文学”是指那些虽没有正面歌颂革命却也未刻意攻击革命和革命后现实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却往往是现实最准确的反映，因而也更具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初编译的两本俄罗斯小说集中，有一本就是专门介绍同路人作家的，题为《竖琴》，其中收有扎米亚金的《洞穴》、左琴科的《老耗子》、费定的《果园》、卡达耶夫的《物事》等十篇小说。鲁迅先生编译的另一部小说集，是收集无产阶级作家之作品的《一天的工作》。鲁迅先生评论到：无产阶级作家写的东西，“无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但他们的作品，“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而同路人作家，却由于“自己究竟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诸于笔墨，便只能偏于洗炼的技术战胜了”。也就是说，同路人文学具有更胜一筹的文学价值。

　　扎米亚金（1884—1937）是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作为“谢拉皮翁兄弟”们的“家庭教师”，他是文学同路人的领袖之一。他在二十年代发表的两个小说，因其对现实怪诞而又准确的反映、因其夸张而又精细的艺术手法而轰动一时。《洞穴》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以寓言的手法将革命后困难的生活比作原始人的穴居生活，作品体现出的浓郁的阴冷情绪，叫人感到可怖、绝望。长篇小说《我们》写于1921—1922年间，写成后未能公开发表，但手稿却流传很广。这同样是一个政治寓言小说，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将来，一个理想中的国家建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只有代码而没有姓氏，一切行动绝对地步调一致。小说主角是一位数学家，他建造了“积分号”飞船，有一天他突然病了，医生告诉他，他患的是灵魂复活症。小说中还有一位女造反者，她为I—330号，她为夺回情感、夺回爱的权利而率众造反，但后来却失败身亡。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理想中的社会也许会是过于枯燥的；人们在为追求理想而斗争时，也许会同时失去许多十分珍贵的东西。扎米亚金的小说在当时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而后来，则被指控为“反苏”、“****”作品，一直被禁。最近，他的作品被解禁，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承认。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中，扎米亚金继承并发扬了讽刺文学的传统；在世界范围内，扎米亚金则成了政治讽喻小说和所谓的“新乌托邦文学”的先驱。

　　1923年，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旧贵族作家阿·托尔斯泰（1883—1945）回到了俄罗斯。二十年代，他创作出了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前两部——《两姐妹》（1921）和《一九一八》（1928）（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完成于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的前一天）。这部史诗性的巨著，描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剧烈的历史变革时期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艺术地再现了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两次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国内战争）间多彩的历史画面。小说的主人公是四位知识分子——卡嘉和达莎姐妹以及她俩的爱人罗欣和捷列金。他们起伏跌宕的命运线索、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承载着作者对个人与社会、知识分子与人民所作的思考。知识分子在革命和战争中失去祖国又找到祖国的精神探索过程，实际上也是作家本人经历的写照。这部巨著因其深刻的内涵和纯熟的艺术技巧，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它也为曾是同路人的托尔斯泰赢得了俄罗斯文坛领袖之一的地位，高尔基逝世后，阿·托尔斯泰曾接任他出任苏联作协主席。

　　同路人文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组成十分宠杂，成就也高低不同。当时众多活跃的作家、众多优秀的作品，均可归入此列。他们在当时人多势众，如鲁迅在《一天的工作》的《后记》中所言，革命之后的“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 ‘同路人’所独占”。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通过他们得以继续，他们也以自己的努力，在为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作着奠基性的工作。

　　俄共（布）中央1925年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专门谈到同路人作家的问题，决议指出：必须注意到同路人作家队伍的分化；必须注意到这些作家作为文学创作技巧方面的专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必须注意到这些作家动摇不定的态度。决议一方面指出“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一方面又主张“采取那种足以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的态度”。二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不断巩固，社会的阶级构成的不断变化，同时，也随着文学界各派别间界限的模糊和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学队伍的形成，同路人文学逐渐失去了其特定的外延和内涵。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后，几乎所有的同路人作家都加入了作协，于是，同路人作家连同同路人文学，便成了一个文学史中的词汇。

　　第五节 英雄的诞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史中出现了以《恰巴耶夫》、《铁流》、 《毁灭》等为代表的世界文学中第一批成功塑造出社会主义正面形象的经典作品，它们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进步的现实主义和高尔基创作中新型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为俄罗斯文学之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恰巴耶夫》塑造了一个在革命中成长的人民英雄的典型，《铁流》描写了经过革命熔炉锻炼的人民群众的觉醒，《毁灭》则表现了内战中人材的精选、革命中人的改造，这三部作品，创造出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新人的英雄形象。革命和战争中的英雄，在文学中的诞生，是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主要收获之一。

　　从二十年代初起，便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如皮里尼亚克的《荒年》、符·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扎祖勃林的《两个世界》、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巴别尔的《骑兵军》、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等等。这些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国内战争的激烈场面，刻画了各式各样的英雄。其中显得较为独特的，是《骑兵军》（1923）和《第四十一个）（1926）。巴别尔（1894—1941）的《骑兵军》是一个短篇集，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既塑造了为革命而战的勇士的形象，也暴露了这些革命捍卫者身上的残忍和放纵，作者的描写因此曾被指责为“自然主义”。这些小说在结构上很有特色，悲哀的场面常常突然被诗意的插曲所打断，英雄主义的壮举之前却是放荡的举动，一幕幕不协调的对比创造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境。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个》，将一位女革命者和一位白军军官置于一特殊场景（一座海岛）中，让他们相爱，但在白军军官呼唤白军轮船的关键时刻，渔夫之女马柳特卡却向自己的恋人扣动了扳机，这是她消灭的“第四十一个”“敌人”。

　　在二十年代内战题材的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作品还要数《恰巴耶夫》、 《铁流》和《毁灭》，因为它们真正地实现了革命中的英雄向文学中的英雄的转移。

　　富尔曼诺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1923）是内战题材小说中的第一部成功之作，小说描写的场面之广阔，情节延续的时间之长，人物的活动之多，都是这以前同类题材创作中所罕见的。但这些并不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决定因素，它的突出之处首先在于其人物形象的丰满。内战中传奇式的英雄、神勇和红军师长恰巴耶夫，是这部以其姓氏命名的小说当然的主人公。作者循着恰巴耶夫迈进的脚印，探明了英雄在内战烈火中不断成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恰巴耶夫的成长，还不是作者的全部目的，作者想通过这一性格的发展史，表现出千万群众的觉醒和成长。恰巴耶夫是一个典型，他所走过的路，是内战中无数个红军指挥员斗争经历的集中体现。在《恰巴耶夫》中，富尔曼诺夫还解决了当时散文创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在艺术中处理革命斗争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关系。他笔下的英雄，既不是教条的、十全十美的英雄，又不是充满兽性的巴别尔式的“骑兵”。在 《恰巴耶夫》之前和之后，富尔曼诺夫分别写有《红色陆战队》和《叛乱》两部小说，但都没有《恰巴耶夫》成功，究其原因，发现是因为形象不够突出，两部小说都太拘泥于对场面和事件的描述了。

　　不久，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又推出了内战题材小说中的又一力作——《铁流》 （1924）。作家以他鹰一般犀利的双目俯瞰内战的广阔战场，抓取塔曼红军突围远征这一具有典型特征和象征意义的事件，运用纯熟的文学技巧在 《铁流》中将它艺术地再现了出来。《铁流》的作者不像富尔曼诺夫那样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两个主人公的性格发展，而将笔墨凝聚在作为一个集体的整个队伍的壮大成长上。小说开始时的塔曼军，是一群“乌合之众”，队伍行进时，“步枪上挑着尿布，大炮上吊着摇篮”，一群人倒背着枪，哼着淫歌，散漫地走着，“像蝗虫一样”噬光了路边的庄稼。然而，在远征结束时，这支队伍却变了样，“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笼罩着它，“千千万万人在行进，……无数的心变成一个巨大的心脏在跳动着。”在队伍的变化中，天才的指挥员郭如鹤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个“像是用铅铸成的人”，是整个队伍的意志和灵魂，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得救的人曾向他欢呼：“咱们的父——亲！！！”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孤立于群众之外的领袖，作者证明，郭如鹤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体现了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在处理郭如鹤和队伍、亦即英雄和群众的关系上，也显示出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高明。作者对于这一关系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述：“郭如鹤是英雄，又不是英雄。他不是英雄，因为如果群众不把他当成自己的领袖，如果群众不把自己的意志装到他心里，那么，郭如鹤就是一个最平常的人。可是，他同时又是一个英雄，因为群众不但把自己的意志装到他心里，而且追随着他，把他当成领袖服从他。”

　　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1927）写于20年代下半期，作者在论及这部小说的主题时说道：“第一个，亦即基本的思想是：在内战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人的最巨大的改造正在进行着。”《毁灭》情节发展的时间不长，范围不广，人物不多（不足三十个），也很少对人物外表细描、身世详述，但小说在表现人材的“精选”、人的改造这一主题上所取得的成功，使这部看上去简单的作品给我们一种厚实的感觉。如果说《铁流》的作者是用放大镜夸张地表现集体的壮大，那么法捷耶夫则在用显微镜细致地观察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小说名曰《毁灭》，但直到第十章才是“毁灭的开始” （总共不过十七章），这不太匀称的结构，是为表现人物心理服务的。作者腾出前面一多半的篇幅，从容不迫地写着各种人物的内心感受及相互间的关系，待到每一性格都被准确地把握了之后，才转人对主要事件的记叙。后面的叙述，也是为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对业已形成的性格作一次全面的检验。 《毁灭》对人物的描写，墨少而图精，外粗而内细，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有其丰富的内涵；每个人物都是一种典型，从某一侧面说明着主题。在《毁灭》的人物中，占首要地位的正面人物是莱奋生。与当时其他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不同，莱奋生是一个心理型的人物。小说中的莱奋生，思考的时间多于行动的时间；小说对他心理活动的传导也多于对其外表、身世等的描写。莱奋生这种心理型、思想型的正面主人公，在《毁灭》之前的苏联小说中是不多的。在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这一点上，《毁灭》比《恰巴耶夫》和《铁流》又进了一步。

　　这三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即恰巴耶夫、郭如鹤和莱奋生，都是内战时期现实生活中真实典型的艺术再现，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环境 （烽火连天的内战战场）中的典型人物（新政权忠诚的捍卫者）。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为之后的苏联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革命和战争中的英雄，第一次成功地“落户”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