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战争时期产生过影响的剧作，有阿菲诺盖诺夫的《前夜》（1941）、克朗的《海军军官》（1943）和契普林的《斯大林格勒人》（1944）等，但若与《俄罗斯人》、《侵略》和《前线》这三部均写作于1942年的剧作对照，它们还都是相形见绌的。

　　考涅楚克 （1905—1972）的《前线》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个剧本，因为它大胆地涉及了苏军为何在战争初期节节失利这样一个人人都在思考却又不敢提问的问题。《前线》揭露了红军内部某些已落后于时代的指挥方式，表现了国内战争时的老战士、但思想陈旧的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被后起的年青将领奥格涅夫所取代的过程。剧中的一个人物说：“人民喜欢、需要内行的、聪明的领导。”这样一个矛头尖锐的剧本，如果得不到最高层领导的首肯，在当时也许是难以问世的。在莫斯科，斯大林读了这个剧本，评价很高。剧本中揭露出的问题也许正是他的一块心病。他命令在《真理报》上连载该剧，剧本发表后，人们争相传阅，讨论不止，全国有成百家的剧院同时上演该戏。就该剧所起到的改变红军高级指挥层结构这一间接作用而言，《前线》在卫国战争中是功不可灭的。其作者自然也立了一功，不久被提升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需要说明的是，考涅楚克是一位乌克兰剧作家，但考虑到《前线》一剧是直接用俄语创作的，战时的文艺界又是一个紧密抱合的整体，故将他及其剧作也列入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范畴。

　　《前线》中有一个反面人物，即特派记者客里空，他善于捕风捉影、捏造事实，当有人问他为何虚构报道时，他竟答道：“天哪，假如我只写我所见到的东西，我就无法每天都写文章了。我这一辈子也就休想出名了。”后来，这个在剧中并不十分突出的人物形象，竟被人们广泛提起，成了新闻界的一个专有名词，“客里空”即指那种在新闻报道中不尊重事实、虚构浮夸的不良作风。

　　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描写的是敌占区人民的抗敌斗争。剧作者曾说，他这个剧本的目的，就在于“唤起强烈的复仇欲望”，而剧本的内容也就是：俄罗斯人的复仇。为了复仇，游击队领导人萨丰诺夫不得不一次次地送自己的恋人瓦丽雅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生性并不胆大的军医格鲁巴唱着歌儿走上了必死的征程，而普通妇女玛丽雅为了消灭已堕落为俄奸的丈夫，在毒死一德军军官后咬定其丈夫是同谋，最后与叛徒丈夫同归于尽。这就是俄罗斯人，这就是在后方与敌人不屈战斗的俄罗斯人。

　　与上述两剧相比，列昂诺夫的《侵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心理的刻画上显得更精心一些。戏剧的主人公是昔日的刑事犯费多尔·塔拉诺夫，战争爆发时，他恰好刑满获释，回到家中。他渴望改变生活，也渴望为祖国做些什么，但区委主席格列斯尼科夫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同意他加入游击队的要求，就连费多尔的父母也对这个“逆子”存有戒心。但是，目睹同胞们的勇敢行为，目睹德国侵略者的罪行，费多尔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决定独自进行斗争，因为他明白，“当英雄用不着得到批准”。不幸被捕后，他大义凛然，还用冒名顶替的方式掩护了游击队领导人、曾拒绝了他的格列斯尼科夫。最后，在他英勇就义时候，他的父母和乡亲终于理解了他。这个充满悲剧意义的剧本，旨在告诉人们，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人性可能有新的转变和焕发。列昂诺夫曾在答记者问时说，在战争中，“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的人民，认识到了我们人民的伟大”。剧本题名《侵略》，当然系指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但同时，我们也能体察到光明的、正义的力量对一颗尘封的灵魂的“侵略”。

　　战争胜利后不久，列昂诺夫又推出了又一戏剧力作《金马车》（1946），从而构成了他创作生涯中一个硕果累累的戏剧创作阶段。“金马车”是一个象征，象征以卡列耶夫一家为代表的富贵却庸俗的生活，他们是胜利果实的坐享其成者；在战争中致残的坦克手季莫沙在与卡列耶夫一家的生活冲突中保持了一个战士的尊严。而面临抉择的年轻姑娘，却选中了季莫沙，也许，他们将在爱和劳动中驾上另一座金色的马车。

　　像《金马车》这样的既有深刻伦理力量又具强烈艺术魅力的剧作，在战后非常少见。以至于，1946年8月26日，联共（布）中央竟专门颁布了一个题为《关于剧场上演剧目及其改进方法》的决议。但是，就戏剧创作实绩来看，决议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战后文学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倾向，在戏剧中有比较突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