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更有价值的收获，是几位大师的史诗型巨著的涌现。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作为苏联文学、乃至苏联精神、文化世界的领袖，从事着大量的社会工作。与此同时，这位文学大师也没有中止文学写作。他在1923年完成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二十—三十年代，他写作了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回忆录性质的特写《列夫·托尔斯泰》和《列宁》、政论性质的特写《苏联游记》、《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人》等剧本、大量的文学论文等等。在高尔基革命后的创作中、甚至可以说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四卷本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部最终未能写完的作品，却被批评家们视为高尔基一生创作生涯的总结。这部小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为中心人物，通过他的经历，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长达四十年的俄国社会生活史，既表现了主人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精神蜕化过程”，又展示了俄国社会中革命运动不断嬗变的历史进程。萨姆金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自幼就自觉与众不同，内心中潜伏着强烈的领袖欲。在历次革命中，他时而表现得随波逐流，时而也接近革命，但由于他缺乏真正的理想追求，固守自我而不去适应历史进程，在关键时刻便落伍了，甚至对革命抱敌视态度。小说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人格退化的原因，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表现是虚伪的。这样的主旨也许并不高明、新颖，但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深邃的哲学思辩能力、对历史过程客观的概括能力、高超的巨著构建能力和文学驾驭能力却向读者表明，高尔基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引人注目的是，高尔基在这部史诗中以一个所谓的“反面人物”做中心主人公，这也是一个创举。高尔基在写作这部小说时说过：“我在写一部‘告别的’东西，一种描写我国四十年生活的纪事小说。”在这里，“告别”的含义，也许是说作者在写自己的压卷之作或传世之作，也许是说作者在为一种正在“告别”的东西作传记。成功地为一个逝世的阶级、一种逝世的生活作了文学上的“纪事”，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藉此获得了成功，获得了一种史诗意义。

　　《苦难的历程》表现的是另一类的俄罗斯知识分子。1941年，阿·托尔斯泰终于完成了这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阴暗的早晨》。作者同样以二十世纪初风云变幼的俄国历史为背景，将两姐妹、两连襟的生活态度的转变作为线索，从不问世事地沉醉于恋爱和家庭，到最终方式不同地投入生活的激流，他们的转变，是整整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性转变的缩影。在这三部中，主要人物还是达莎和卡嘉、捷列金和罗欣，但对人民的描写已明显增多，作者已注重在与人民的相互关系中刻画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一部与第三部的写作时间相距近二十年，为了统一主旨上的某种东西，作者在1928年对侨居国外时写作的《两姐妹》作了重大的修改。

　　在三十年代的小说中《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是比较奇特的。这部写作于1929—1940年间的长篇小说，在当时未能出版，直到七十年代才面世，但其作者在三十年代就已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大师”。布尔加科夫（1891—1940）首先是一个戏剧大师，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二十年代，他的《士尔宾一家的命运》和《逃亡》等剧作，因其对白军较为真实的表现，而遭到官方和一些带有官方色彩的艺术家的尖锐批评，但他的戏却极受人欢迎。布尔加科夫在写作剧本时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忠诚态度、富有幻想的情节和怪诞的形象、一种面对现实而有的无可奈何的情结、细腻到让人读之便心颤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刻画，等等，在他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部奇书，一部怪书。小说中的两个主角，一是 “大师”，一为魔王沃兰德。魔王沃兰德来到二十、三十年代的莫斯科，用各种魔法捉弄莫斯科人，在他施法的过程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尔虞我诈、贪婪自私等阴暗心理得到充分的暴露和嘲讽，人们看到的是一幅阴暗的人间都市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一位被称为“大师”的作家，在恋爱，在写作，当他写完了一部关于本多·彼拉多（即《圣经》中所载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的小说，结果被指责为宣扬宗教，为耶稣翻案，大师将作品付之一炬，不久大师又被关进了疯人院。将这两个人物、两个线索联接起来的，是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为了拯救热爱的大师，玛格丽特去参加了魔王沃兰德兴办的一个舞会。魔王为了让有情人成眷属，施魔法从疯人院中释放出大师，又让大师与玛格丽特在莫斯科的麻雀山上腾空而起，永远地飞离了这座生活沉重的城市。小说中还套着一个小说，即大师的创作：犹大出卖了耶稣后，彼拉多本不想判耶稣死刑，但因为耶稣宣扬人道，反对专制，被拉多不得不杀他，事后又终生悔恨。在小说的“大师”的形象中，人们不难看到多才多艺、却郁郁不得志的作者本人的影子。小说将现实生活和宗教故事、怪诞的想象和严肃的思考、抒情描写和讽刺文字等因素综合一体，形成一个丰富多采的画卷，使这部篇幅不长（三十余万字）的小说同样成了一部关于二十、三十年代莫斯科社会生活的史诗。

　　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也完成在三十年代末。这部作家花费了十余年时间创作出的四部八卷长篇小说，是一部顿河地区哥萨克生活的壮丽画卷。从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和第一次大战，到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顿河哥萨克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作为一个因勇敢尚武而历来被用作官方机器、而内心又酷爱自由并充满正义感的特殊阶层，哥萨克的命运在历史的动荡中就更具戏剧性。小说的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个中家哥萨克家庭中的小儿子，他热爱自由、忠于爱情，既勇敢又富有正义感。这样一个优秀的哥萨克青年，却犹如一块石子，被夹进两种势力的巨大齿轮中，碾出一个悲剧性的人生。他曾在沙皇的军队中勇敢作战，但不久就感觉到战争的无谓。十月革命后，他曾一度加入红军，但当他目睹红军中个别指挥员残酷屠杀俘虏的场面后，又易帜到白军一边；白军的作为同样让他厌恶，他便弃枪回了家。布尔什维克在哥萨克地区实施的过火政策，逼出了哥萨克的暴动，格利高里又成了暴动的头目之一。之后，他又一次在红军、白军之间游离，从一个营垒转向另一个营垒。直到小说的结尾，身体和精神、感情均已疲惫不堪的葛利高里，终于又一次独自返回故乡鞑靼村，他将心爱的武器抛进已开始解冻的顿河，决心以更消极的（或许正是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顿河哥萨克社会不可抗拒的变迁。葛利高里的命运，是顿河哥萨克人命运的典型体现。与此同时，肖洛霍夫还塑造了众多的哥萨克人形象，广泛地反映了哥萨克人的习俗和气质，描绘了顿河地区如画的风景以及哥萨克人野性而又真挚的爱情。这部小说在完成后的次年即获得了当时的斯大林奖。1965年，这部小说的作者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安德期·奥斯特林在《授奖词》中称：“毫无疑问，仅凭《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肖洛霍夫获得这一奖赏就当之无愧”，因为， “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表现出了艺术的力量和正直”。

　　《静静有顿河》及其作者得到了极高的文学奖赏，但它和他也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早在小说的前二部发表时，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小说作者的“立场问题”，就曾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作者对主人公过于偏爱，对哥萨克走向革命之过程的描写过于客观，甚至说肖洛霍夫的同情心在哥萨克富农一边。关于《静静的顿河》的又一著名争论，就是其作者权问题。肖洛霍夫在推出《静静的顿河》的前三部时，还不满三十岁，如此辉煌早现的文学天赋，让人吃惊，也让人有些迷惑，于是，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问题便有了种种猜疑，有一种“说法”流传最广，说肖洛霍夫是从一位被打死的白军军官（伟大作家？）身上搜走了《静静的顿河》的手稿。长期以来，关于这一“说法”的争论时起时伏，余波不息，形成一个难解的谜。不过，据绝大多数批评家、文学史家的意见，《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应是肖洛霍夫无疑。最近，挪威的一位教授克耶特萨及其助手运用计算机对《静静的顿河》和其他相关的作品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细致的文体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是对肖洛霍夫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