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17日，当高尔基在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时，一开场就大谈“劳动”，认为创造了文化的劳动过程，在他的时代之前， “从未得到应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在这个长达数万言的报告的后半部分，高尔基又直接呼吁：“我们应当选取劳动作为我们书中的主要英雄，……我们应当学会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创作。”

　　欲使文学贴近现实，欲将文学也当作作用现实的能动工具，就不能不让文学向现实生活敞开大门。而三十年代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建设和劳动，当时的文学因而充满了劳动的主题，也是不足为奇的。与社会上进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相呼应，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分别对这两个战线上的工作作了反映。

　　反映工业化建设的长篇小说，有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卡达耶夫的 《时间啊，前进！》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和《原动力》、列昂诺夫《索溪》和《通向海洋的路》、波列沃依的《火热的车间》、爱伦堡的《一气干到底》和《第二天》、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等等。在这些作品中， 《时间啊，前进！》、《索溪》和《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更具代表性。

　　卡达耶夫（1897—1986）的《时间啊，前进！》（1932）这部小说的标题，取自马雅可夫斯基的 《时间进行曲》一诗。这部小说，其实更像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它从头至尾地描写了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地上二十四小时劳动生活。第六工段混凝土生产突击队为了打破由哈尔科夫人保持的混凝土单班生产的“世界记录”，同时间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当然，最终他们如愿以偿了。在破记录的过程中，以工程师马尔古里斯为代表的革新派，与以工程处领导纳尔班多夫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和守旧作风发生了冲突，最后是新胜旧。这部小说是一个速写，人物来去匆匆，似乎连作者也来不及将他们多描画几笔，人物形象单薄；新、旧冲突线索的设置，也有人为的痕迹。但是，作者对时间和速度这一时代特征的敏锐捕捉，再通过极有节奏感的语言和极紧凑的结构来传达这一时代风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索溪》（1930）写的是一个造纸厂的兴办过程。中央纸张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之一乌瓦捷夫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开进索溪河边沉寂的小村马加里哈，开始建造一个大型造纸厂。他们克服了许多自然界的困难，又经受了许多人际的冲突，终于使工厂初具雏型，工厂那象征工业文明的灯光，千百年来第一次映亮了索溪河水。小说作者列昂诺夫 （1899—）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我的小说《索溪》反映的是正在涌现的新生事物和俄罗斯的古风残余冲突的历史、大机器和丰富的矿藏第一次会面的历史。”这部小说的英译者曾在译本前记中写道：“在《索溪》中，列昂诺夫课以自己的任务，不下于描绘一个世界的降生。”

　　《索溪》展示了自然在劳动过程的变迁，马雷什金（1892—1938）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1938）则表现了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成长。偏僻小村里的棺材匠茹尔金，因生意清淡，在一个风雪之夜乘雪橇离开了故乡穆善斯克村，几经周折来到“千山万水之外”的克拉斯诺高尔斯克建设工地，当上了工人。他原本是为了出来打个好饭碗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感染下，他逐渐变成了一位公而忘私的建设者。作者试图证明，和“穷乡僻壤”的告别，同时也是和旧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告别，是和旧的生活的决裂，而出现在新的建筑工地上的他，已是一位主人翁了：“如今这块土地是他自己挣得的了：他是个自己人。”

　　茹尔金离开了乡村从而获得了成长，那么留在乡村中的无数的其他人呢？乡村中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同样在三十年代的文学中得到了描绘。在这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潘菲诺夫的《磨刀石农庄》、光络霍夫的《新垦地》 （又译《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春草国》。

　　潘菲洛夫 （189—1960）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192—1937），是全面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一部大部头的小说。这个四卷本的长篇，花费了作者近十年的写作时间，头两卷写的是战后乡村的经济恢复，第三卷写的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第四卷所反映的已是集体农庄中的人与事了。第三卷是这部小说的中心， 《磨刀石农庄》通过一个集体农庄的建立和发展，展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试图向人们说明：集体化是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必由之路。小说发表后，受到欢迎，因为在俄罗斯文学中，这是将传统的农村题材与重大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最初尝试。但是，由于写作时间拉得过长，小说的时间跨度太大，作品的结构显得松散。小说中过多使用乡语俚语，有自然主义倾向，曾受到高尔基的批评。

　　《新垦地》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1932年，第二部的发表则晚至1960年。与《磨刀石农庄》相比，《新垦地》第一部的描写要相对集中一些，以农村集体化为对象。其作者肖洛霍夫（190—1984）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已经完成了史诗巨作《静静的顿河》的前两卷。与《静静的顿河》一样，《新垦地》描绘的仍然是顿河地区哥萨克的生活，不过是由战争时代的哥萨克生活转而为集体化年代的哥萨克生活而已。《新垦地》中展示出的阶级斗争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工人党员达维多夫奉命到格内米亚其村领导集体化运动，白军军官波洛夫采夫也潜入同一村庄进行对抗活动，两种力量、两个阶级在这个小村中展开较量和搏斗。结局和当时写农村的每一部作品一样，新生力量战胜了旧有势力，农庄胜利建成。但是，肖洛霍夫可贵地在小说中揭露了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和集体化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与同类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无论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上，都高出一筹。1960年，当两卷本终于出齐时，该小说立即获得了最高文艺奖——列宁奖。

　　三十年代中、后期，曾出现一批“乡村题材”的长诗，特瓦尔多夫斯基 （1910—1971）的《春草国》（1936）是其中最为出众的一部。这部十九章三千余行的长诗，是第一部深刻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诗歌佳作。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中农尼基塔·马尔古诺克，驾着马车去寻找传说中的幸福之地“春草国”，沿途的所见所闻，与神父、富农、农庄庄员和布尔什维克等多种人的交往，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于是回转了头。这部长诗的结构是传统的，农民为寻找幸福而四处游历，这原是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模式。但 《春草国》的作者却回答了涅克拉索夫最终未及回答的问题，认为集体化是俄罗斯农民幸福自由的乐园。作者让马尔古诺克孤零零地行走在变革中的大地上，任其私有者的心理与集体化的现实猛烈碰撞，在连续的冲突中表现马尔古诺克走向新生活的艰难道路，《春草国》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不仅以马尔古诺克为典型展示了俄罗斯农民归宿集体化的历史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个性的形成、新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以马尔古诺克为代表的农民，不仅在寻求“春草国”中的温饱，也在探求生活的意义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马尔古诺克的道路，表明了在千百万农民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胜利。

　　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劳动小说”，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作为文学贴近现实的尝试，这类小说具有创新的意义。但是，这类小说所形成的模式，如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的冲突线索，却使小说结构简单化了。人物也由于要负载特定的内涵，而显得个性不够突出。这些小说在当时无疑是深受欢迎的，也起过强大的社会鼓舞作用，但若脱离了那个特定的时代，其可读性就大大地降低了。这使我们想到，往往，越不功利的文学作品，却具有越久远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