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至刘宋之际，是由门阀政治向恢复皇权政治过渡的重要时期。自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随着各豪门士族经济实力的扩大和政治地位的巩固与提高，他们给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也就越来越深刻。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势力可谓达到了鼎盛，他们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还可与皇权共治，其甚者乃至于凭陵皇室，专擅朝政。

　　门阀士族的形成与维持、发展，首要的条件无疑是经济实力，然而文化条件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能起决定的作用。不少名门望族世代习文，以维持其声誉，因而家族内部对于子弟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并由此而形成了诸多以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如当时最为显赫的王、谢二家。王氏家族不但权势崇隆，爵位相继，而且七代之中文才相续，难怪被王筠视为家族的荣耀（见《梁书·王筠传》）。至于谢家，那更是“芝兰玉树”般的、典型的家族文学集团。从《世说新语》、《宋书》及《南史》等书所载大量有关谢家的文学活动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有意识地经常组织儿女在一道“讲论文义”，相助相长，而且也的确培养出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谢混、谢灵运、谢惠连以及后来的谢庄、谢朓等，都曾对文学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刘裕建立新政权之后，门阀政治已向皇权政治回归。昔日豪门士族的优势渐衰，而以皇权为中心和以诸王势力为代表的新贵则逐渐形成。因此以门阀家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也逐步向以宫廷和诸王势力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转变，从而使文坛的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也使得南朝时期文学现象出现了新的特征。

　　刘宋一代，虽然未能形成像后来齐、梁时代那样大规模的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但向后者过渡的痕迹已较为明显。宋武帝刘裕就经常诏命并亲自主持文士宴集赋诗，《宋书》及《南史》多有记载。此外如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也都喜宴集赋诗，招揽文才。在诸王文学团体中，以临川王刘义庆所主持的文学团体最具规模。《宋书·刘义庆传》载：义庆“爱好文艺，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馀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像这样一些名流荟萃的文学活动，在当时具有繁荣文学的作用。

　　至齐、梁之世，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影响更深刻。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著者，主要有三大文学集团：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梁代萧衍、萧统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

　　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倾意宾客，故一时天下文士，纷纷归附其鸡笼山西邸，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无疑是 “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即后来的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沈约、谢朓、王融已见前论，他们和周颙等人在创制“永明体” 和推动新诗风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萧衍曾任子良司徒西阁祭酒之职，其诗才在当时即已显露，史称其“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同上），虽不乏溢美之词，然就一代帝王来说，实属难得。范云诗文兼善，锺嵘《诗品》卷中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梁书》本传称他八岁能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稿，时人每疑其宿构”。萧琛朗悟而有才辩（见《梁书》本传）。任昉、陆倕则以文笔见称于世，故萧纲说：“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与湘东王书》）在萧子良的组织下，西邸文士的活动是相当丰富多彩的，既不限于诗赋，也不限于文学；或组织文士雅集，或组织学术讲论，或组织人员抄撰各类著作，或在邸园举行佛事活动（见《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不过，诗歌创作仍然是这个集团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其特点是集体赋诗，有时带有竞赛的意味，场面十分热烈。如《南史·王僧孺传》附《虞羲传》载：

　　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萧）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 萧子良文学集团的成员，除了有大量的应教、奉和以及相互间的唱和之诗外，同题共咏也是常见的创作活动。如《南齐书 ·乐志》载：“《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这次的集体创作，除谢朓、王融今各存十曲外，馀皆不存。此外，今存如王融、沈约、范云、虞炎、刘绘等人的《饯谢文学离夜诗》，王融、沈约、谢朓等人的《同咏乐器》，王融、柳惲、虞炎、谢朓等人的《同咏坐上所见一物》，王融、范云的《四色诗》等，皆属同题共咏之作。在《谢朓集》中，还存有《阻雪连句遥赠和》诗，即为谢朓、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本集作“异”）、刘绘、沈约等人联句而成。由此可见竟陵王子良文学集团诗歌创作活动之一斑。

　　以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以梁代文学的繁荣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萧衍早年预西邸文士之列，不仅对文学创作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文学修养亦颇为出众。自即皇帝位后，尤能重用文士，倡导并鼓励文学创作。如《梁书·文学传序》所载：“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直入文德，通燕寿光，皆后来之选也。”“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燕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梁书·刘苞传》）“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梁书·刘峻传》）这些记载都足以说明梁武帝萧衍对于文士和文学创作的重视。同时还可以看了，围绕梁武帝身边的文士，多是由齐入梁的作家，其骨干也多为往日西邸文士。至于梁武帝招群臣宴集赋诗、品评文艺的文学活动，史书所载甚富，难以一一列举。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与推激下，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在当时风气甚炽。

　　萧统由于受到父风的影响和他自身的爱好，招聚文学词章之士，进行诗赋创作和学术研讨，便成为他东宫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梁书》本传所载：“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围绕在萧统身边活动的文士，的确有彬彬之盛的局面。然而绝大多数文士所参与的，更多的只是学术方面的活动，真正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能崭露头角的，只有刘孝绰和王筠。刘孝绰以辞章深得前辈沈约、任昉、范云等名流的赏识。《梁书》本传称：“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件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所云不无溢美之辞，然其名声在当时的确甚高。王筠长于诗，其才华与刘孝绰同样见重当世，并深得当世辞宗沈约的赞赏（见《梁书·王筠传》）。正因为刘、王二人诗才为一时之秀，所以尤得萧统的青睐。《梁书·王筠传》载：“（王筠）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并掌东宫管记。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从总的情况来看，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活动不及当时其他文学集团繁荣，成就也不高；而在学术方面的活动较多，且成就突出。尤其是《文选》三十卷的编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相当深远。萧统等人所提出的 “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等文学主张，在当时也有积极的意义。

　　梁代后期，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为深远。萧纲聪明博学，诗才在家族中当推第一，然其诗则伤于轻靡。史载其“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梁书·简文帝本纪》）。这个文学集团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大力创作宫体诗。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萧纲也像萧衍、萧统一样，“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梁书·简文帝本纪》），因而在他身边也自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学集团。不过萧纲文学集团的形成，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说来，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为晋安王居藩时期；入主东宫为太子时期。

　　萧纲四岁封晋安王，七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此时就是萧纲“有诗癖”之始。而其“诗癖”的养成及其后来“宫体”诗的形成，又与此时入幕的徐摛和张率有直接的关系。徐摛为萧纲侍读，而他“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梁书·徐摛传》）。其“新变”之体，其实就是宫体诗。“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同上），可见他能给年少的萧纲带来怎样的影响。更何况他除出任新安太守一任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萧纲幕府，直到萧纲即位。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梁书·张率传》），与陆倕、任昉友善，曾得沈约赞赏（同上）。天监初，他曾被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馀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同上）。可见他早就具备写作宫体诗的基本条件。而且其今存诗中不乏艳情的内容。他“在府十年，恩礼其笃”（同上），对于萧纲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萧纲１１岁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时，有庾肩吾人等人入幕；１８岁为南徐刺史时，又有王规等人入幕，从而使萧纲文学集团初具规模。从普通四年（５２３）至中大通二年（５３０），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七年。此间其幕府中除徐、庾外，又有刘孝仪、刘孝威等人入幕。其文学集团已自然形成，并且诗歌创作也日渐繁荣。至萧纲入主东宫以后，文学才士更是济济一堂。《梁书·庾肩吾传》：“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为诗本自“伤于轻靡”的萧纲，入主东宫后，宫体诗的创作更逾往时。《隋书·经籍志四》说：“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而其左右文士，尤其是徐、庾父子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低估。《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北史·庾信传》亦载：“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可见史臣所言“宫体所传，且变朝野” （《南史·梁本纪下·传论》）云云，绝非虚语。

　　齐梁时期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大体一致。从现存诗歌来看，应制、应教、同题共赋、相互唱和的作品居多，而且争胜斗艳的色彩较为浓厚。由于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限制，他们的视野大多停留在皇宫苑囿、帝王府第或藩镇使府之内，因而诗歌题材单调狭窄，内容脱离社会生活。为了迎合帝王的口味，文学集团内部的诗歌创作很少有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因而这种创作方式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湮没了诗人的个性色彩。这也是那个时期难以产生大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至于庾信之成为“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的杰出诗人，那是他由南入北、饱尝国破家亡之痛以后的事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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