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 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 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 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 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 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 “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 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 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 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 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 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 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 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 “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 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 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 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 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 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 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 “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 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 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 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 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 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 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 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 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 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 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 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 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 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 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 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 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 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 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 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 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 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 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 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 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 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 “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 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维系汉王朝统治的经学随着汉王朝的崩 溃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风流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 的执和障。而魏晋风流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 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 点则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 的人生，或者说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 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 来，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 就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 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 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 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 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 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 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 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 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 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 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 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 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 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 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

　　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 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 史地位。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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