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六十岁说【四百八十三】

古往今来，朝圣者往往都是贫穷于物质、富有于精神。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即使他坐拥金银富甲一方，无非是暴殄天物为富不仁。进拴先生出身寒门，贫于物质，然而，为了实现文学之梦想，他曾经在弟弟们的倾力资助下，背乡离井，远行沪上，进入复旦大学作家进修班学习，又曾经在不惑之年进京入鲁迅文学院深造。试想，如果是一个没有热爱之心、而在经济上斤斤计较精于算计的人，如何做得到？

进拴先生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中，洋溢着朴素、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这说明他有着深深的草根情结。这种情结，是他文思不竭的源泉，使他笔下的文字获得了生命与情感。看来，他应该是信奉“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吧！不然怎么会数十年念兹在兹，无论文学居于社会中心还是滑向边缘、冷还是热、受捧还是受棒，都矢志不渝勤耕不辍呢？

文章应该文道合一，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艺作品总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精神构建。

既为作家，许身文学，那就不可逃避他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良知。不管他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也不管长路漫漫何其悠远，哪怕是处境再困窘也不可泯灭了寸草心、草根情。我一直固执地认同魏文帝曹丕对文学价值的判断：“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上个世纪末，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以向一位来自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年轻学者请教他对文学的价值的看法，他竟说：“八十年代，文学承担了太多的使命，如思想启蒙、政策宣传等，就像这烟灰缸，”他随手拿起眼前的烟灰缸，边比划边说：“平时就做烟灰缸用，如果有人突然闯进来袭击你，你随手抓起烟灰缸砸过去，烟灰缸临时充当了防御器具。过后，烟灰缸还是烟灰缸。所以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不正常的，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才是正常的。”这样的话，让我很忧伤。这种人，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就算了，竟然不拿文学当回事，认为文学就是钻进象牙塔的自娱自乐；仿佛，一个作家，和工人、农民之间，一点感情的联系都没有。我想，如果鲁迅复活，非把这等人踢出鲁迅文学院不可。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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