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创立的科举制度是一种国家分科逐级招考、士人自由报考，并以考试结果为去留依据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延续上千年，对封建社会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千秋功罪众说纷坛。有关它的起源或创立也成为近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 

    古代选士制度包括选举和科举两个历史阶段。长期以来，国内教育史学界大多认为科举制度始于隋代。这种观点最早见于郭秉文著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陈东原著的《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北京和济印刷局1926年版）。建国后又见于毛礼锐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年版）、《教育大辞典》（1991年版）等辞书以及80年代出版的教育史著作、教材也多持这一观点。隋代创立科举制度成为统说。90年代起，随着传统文化教育及其科举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教育理论界开始对传统的科举起源观提出质疑。1990年金铮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大胆认为：“科举不始于隋，隋君臣嫉贤妒能”。最早提出了唐代起源观。刘虹在《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也赞同这一观点。 

    综合有关科举起源观，约有6种说法，即汉、南北朝、隋开皇、隋大业、唐、宋。导致起源时间的差异，主要是人们所持标准和对科举制度的特征认识不一致。科举制度的本质特征是这一制度区别于以往选举制度（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根本因素，它应作为该制度创立的主要标志。 

             

                                                   一 

 

    从内容到形式考察，科举制度的重要特征是：分科取士、考试为主和定期举行、自由报考、文衡与择优录用。 

    1.分科取士 

    科举即分科举人之义。封建王朝设立一定科目来公开招考人才。考试科目繁多，有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常科为定期举行的考试科目，其中以明经、进士科为主并为后代承袭。特设科目为制科，为天子特诏临时举行。一般以常科作为科举制的代表。 

    分科取士最早渊于西汉。西汉时已有分科察举的办法。汉代选举的主要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明法等。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对于汉代察举多有承袭。因此，以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设置“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或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十科举人”作为科举制度的起源失之全面。因为分科取士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特征但非本质特征，不能以此作为它产生的唯一标志。 

    2.考试为主、定期举行 

    科举制度的核心是考试。科举制与选举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考试为主，后者以察举（推荐）为主。正如清末学者张之洞所言：“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郗、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注：《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选折》。） 

    据载，两汉孝廉、秀才科创立之初，不考试，各级官吏观察举荐读书人，然后由中央命官。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左雄改制”辅之考试，以考试来甄别岁举孝廉的高下，以克服举荐之弊。魏晋南北朝时，推行九品中正制，以出身门第为推荐人选的主要依据，并按品授官。为纠正其中之弊，南北朝时曾有“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注：《通典·选举二》。）的规定。但考试只定高下，不存在黜落。孝秀策试制度使选士制度向以考试为中心的科举制度演变，迎来了科举问世的前夜。 

    3.自由报考 

    即“怀牒自应”。这是科举制度区别于前代选举制度的本质特征。它是科举制度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精神的体现。读书人不论出身、地位和财产，自行报名申请考试，不必由官吏举荐。 

    两汉察举制，读书人被动地等待官吏举荐入选，除出身太学的诸生和现任吏员的文吏外，一般没有门路的布衣平民，几乎没有察举的可能。许多士人为能取得举荐做官，“拜门奔竞，货赂嘱托。”沿至南北朝，秀才与孝廉也要先获举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由于士族中正官操纵选士大权，荐举惟重家世门第，这无疑是下层广大寒士入仕的严重障碍，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科举制度规定普通读书人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考试，超越了世族门阀阶层，体现了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精神。 

    4.文衡与择优录用 

    科举制度以一种严格、规范的文化知识（主要是经学知识）作为公开招考、甄选人才的客观标准，突出了知识才学的重要性。政府不问士人的出身门第，“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以考试优劣和才能高低定资格，录用考试的优胜者。它不同于汉代察举制重德行、名声，也不同于九品中正制重门第出身。 

    早在南朝齐时曾有记载，虽以上品举荐的士人，考试成绩不理想者，不予授官，但当时仅是偶一为之。整个选举时代，以推荐为主，考试成绩仅是参考，且为等额选举，考试只定高下，不做黜落。在推荐过程中，由于权贵操纵，举人名不副实，流弊百出，时谚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科举考试为差额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政府通过逐级考试来甄选人才，优中选优。反映了科举考试的激烈的竞争性和择优录用的精神。 

             

                                                             二 

 

    关于科举制度的起源标志，有几种观点值得商榷。 

    有人以隋代分科取士为科举制度起源的标志。隋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重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罢“中正”，改设“州郡”负责举荐人才，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同时强化考试因素。这为科举制度的产生扫清了障碍，做了必要的铺垫。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吏，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注：《隋书·高祖纪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注：《隋书·炀帝纪下》。）。说明隋代开始由纵向分品向横向分科取人转轨。前文中已说明，分科取士是科举与选举共有的特征，不难仅以分科举人作为科举制度的起源标志，并且二科举人、十科举人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并无定期举行的制度规定，更不具备自由报考的本质特征。 

    有的著作以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作为该制度起源的标志。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正史《炀帝本纪》、《资治通鉴》等中俱不载此说。隋代“二科举人”、“十科举人”中无进士科的记载。隋始置进士科之说只有通鉴纲目中有此一目，并且推论此说出于《旧唐书·杨绾传》。《旧唐书》成书于945年，杨绾为代宗礼部侍郎，他于宝应二年（763年）曾上书列举贡举之弊，中有“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但是对隋代进士科如何设置、具体内容和方法并无说明。据考察，“进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周代即有进士之名。《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记载：周代乡里选士由各乡里逐级选拔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最后由司马把进士之贤者推荐给天子，任官授爵。进士此时为进贡王室可授爵的优秀士人的称号。《三国志·吴书·孙坚传》中记载，汉魏间人亦将贡于朝廷的孝廉比作进士，进士科源于汉（注：刘虹著《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即使隋代确有相当于进士的科目，也难充分说明这已经是科举制度。因此，隋设进士科不能作为科举制度产生的标志，只“可谓是疏通由察举制向科举制过渡的运河”（注：刘虹著《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正如一学者所云，隋代虽然分科举人，重视策试，“然与前代孝秀之选相差甚微”，“可见历史是渐渐演变的，不过唐代以后，科举的变化就与从前乡举里选迥不相同了。”（注：陈东原著《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也有人认为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以察举制中的贤良方正科为标志。贤良方正是汉代统治者因急需“非常之才”而下诏临时举行，由天子亲自策问，依高下授之官职。史料曾记载，汉武帝举贤良，公孙弘、董仲舒都以策试高第举任高职。但是，贤良方正科是临时举行，属于特科，且需要推荐，诸侯王、九卿、丞相、御史、二千石及主郡吏等才有选举的资格。因此，也不能以此作为科举制度建立的标志，可视为后代科举考试的“端绪”。（注：参见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三 

 

    历史考察充分说明，唐代不仅具备科举制度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选士制度也已具备了分科取士、考试为主与定期举行、自由报考、文衡与择优录用的重要特征，科举制度起源于唐代。 

    自东汉后，中国社会处于豪强割据的分裂之中，随着隋唐社会的统一，改革选士制度，确立新的选官制，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它对于巩固封建王朝的集权政治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地位逐渐上升，要求参政的愿望强烈，要求改变重视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此外，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机构的不断扩大，急需选拔人才来充实官僚队伍。因此，唐朝立国之后，立即将人才选拔作为国家重要的政事。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下诏：“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者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注：《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此诏强调了考试因素与择优录用原则，明确了定期赴朝应试的制度。次年（622年），唐高祖又下诏：广大寒士，“苛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期，无嫌自进。宣令京官以来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审，亦听自举。”（注：《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此诏确立了士人“自进”“自举”的自由报考制度。《新唐书·选举志》进一步说明：“每年仲冬，州、县，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由此可见，唐代起规定普通读书人，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考试，第一次从制度上超越了世族门阀阶层，中唐后进一步发展科举，庶族士人势力迅速发展起来，至北宋后的封建社会，世族门阀基本消失，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成为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而掌握取士大权的皇权力量也达到了高峰，这也正是科举制度长达千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科举考试在手续、科目、内容和方法上有一套明确的规定。唐代科举的应试者可分为生徒和乡贡。生徒即官学的学生，修业期满可应举参加考试；乡贡即地方士人自学或在私塾学习的，向本县、州投牒应试，合格者可“进贡”到京师应试。乡贡每年十月解赴朝廷。乡贡在唐代科举中占绝对势。无论生徒或乡贡，送尚书省报到后，送考功员外郎考试，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起移试于礼部。省试及第后再参加吏部铨试，合格者方可授官。可见，唐代科举为差额考试，以考试成绩作为录用标准，政府通过设立逐级考试来甄选人才，优中选优。在唐代乡试、省试两级考试的基础上，宋代设置了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发展到清代设立四级考试，反映出科举考试的严格性，激烈的竞争性和择优录用的精神。 

    唐代科举科目繁多，《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皆岁举而常选。”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此外，还有制科。武则天时曾亲行殿试，并增加武举。唐代各科的考试内容和方法有明确的规定。各科考试内容虽各有特点，但差别不大，主要选拔通经治世的儒士。考试的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明经科的考试最初为帖经与墨义，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又规定加试时务策三道，以后明经科就定型为帖经、墨义、时务策（策问）三场考试制。唐科举中以明经取士最多，每年约百名左右，但最荣耀的当属进士科。唐初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指责“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注：《文献通考·选举二》。），奏请进士科加试帖经和杂文，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至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侧重以诗赋取士。进士出身荣耀显贵，据统计唐代有宰相368人，出身于进士者143人。（注：参见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版第623页。） 

    唐代科举制度还初步建立了一套防弊措施，如高宗上元二年（675年）采用了“别头”试的回避制度，防止考官任人唯亲。武则天当政之初，“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注：刘鍊《隋唐嘉话》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转引自《中国选士制度史》第203页。）后停罢。这些都为宋代别头试、糊名弥封制的定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唐代考试期间实行锁院制，“关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诃出入，以防假滥焉。”（注：《册府元龟，贡举部》。）这些防止考试舞弊的措施，有利于发挥科举制度的平等、公正和择优录用的精神。 

    综上，经过长期孕育，科举制终于从察举制中脱胎而成。唐代科举制度的创立，使中国古代选士制度从此进入了科举的时代。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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