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就是对写作材料的分析—综合。写作，除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之外，还需要抽丝剥茧的思辨能力。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那是为了反对“为辩而辩”、歪曲事实的诡辩、狡辩而提出的，或者是针对无凭无据、架空分析而言的，并不是说只要事实不要道理，也不是说事实比道理更优越，例子比理性分析更重要。明摆着的事实，如果缺乏分析的眼光，那么，不是停留于表象，满足于肤浅的结论，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形成全面的、本质的看法。更何况，同样的事实往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形成思想上的“交锋”，这种“交锋”不是事实本身所能解决的，需要正确的理性思考，对事实做出合理的判断，这就是“真理越辩越明”。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1页）康德也说过，一切知识与其说是关于对象（事实）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认识方式（理性）的知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9页）因此，在写作过程中，面对着复杂的事实材料，特别需要人运用理性来梳理，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人的理性认识又离不开“分析—综合”的思维过程。
       关于“分析”，台湾“中国文化研究院”出版的《中文大辞典》第4卷第234页释为“分解辨析”，《汉语大词典》第2卷第573页的“分析”词条里说：“今指把一件事物、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成各个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说文》释“分”为“刀以分别物也”，“析”为“破木也”，朱熹的《大学》注与王阳明的《大学问》都曾对“物”赋予具有人文内涵的解释，认为“物相当于事”，“物者事也”，故“分析”不仅是针对“物理”，也是针对“事理”。“分”与“析”是找区别，辨是非、利害，研究疑问、原理、根源等的思维方法。总而言之，分析是为了避免“笼而统之”的模糊认识，而把事物“化一为多”，研究事物的各个部分、各个阶段、各个侧面以及各因素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对事物的比较鉴别，把握事物的特征，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
（一）分析的基本方法
       1．矛盾对立分析法。分析方法可以由“二分法”开始，就是摆出矛盾对立的两极，如善恶、是非、敌我、强弱、利害、优劣、物质与精神、情感与理智等，进行比较衡量，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比如，梁启超的《论毅力》把人生之路分为“顺境”、“逆境”两大类，再把人的行为分为“有毅力”、“无毅力”两大类，这样就把毅力面临的每种情况都展开了，也就说清了毅力在人生历程中的作用。再如，要评价学校的校风，可以抓住对立的两极——校风的优良传统、校风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分析这两极的表现、作用、发展趋势等等，就可以对当前的校风认识得比较深入，做出的判断也会比较准确。
        2．两极交叉分析法。矛盾有对立也有统一，分析也不能只是瞄准两极对立，事物之间往往会产生两极之间的交叉、合并、融通的情形，所以分析也应该运用墨辨的逻辑法则“同异交得”（在佛教“因明学”中，表述为“立敌相形，体义相待”），在两极之间再取中间状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可以有“一国两制”。毛泽东《论持久战》突破了只看两极的孤立分析方法，采用关注两极变化发展的辩证分析思路。
这种“三分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以三驭多”的思维特征不谋而合，“三思而行”、“三年不窥园”、“三过家门而不入”即是范例。L．霍格本认为二万五千年前人类表达比“三”大的量只能用“一堆”或“一群”，“三”是作为最大数、最多数而存在的。(叶舒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39页)日本社会公共关系学家多湖辉在《自我表现术》中也说过，把要点说成三点，可以使别人认为你表达能力很强。只有一点，总觉得很单薄；有两点，感觉还不够充分；如果是三点时，“就会变成稳稳地如三足鼎立般，而使人油然而生出安定踏实的感受”。 （多湖辉《自我表现术》29页）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也说南非洲布须曼族用“三”来代表无穷大。如学生习作《评几种人生观》就将人生观大致分为事业型、享乐型和超脱型，《评几种恋爱观》将恋爱方式分为“来亦易，去亦易”型、“来易来，去难去”型和“来亦难，去亦难”型，（两篇学生习作可参见《我们似曾相识》）体现了一定的思维完整性。
       3．意义类型分析法。“三分法”虽然能够以少驭多，涵盖比较周全，但面对复杂多样的事态，要作出准确的“三分”并不容易，特别是刚刚开始练习分析方法的习作者，很可能因为对这种分析法的迷惑而导致划分的不准确。如有人将友谊分为“男男型”、“女女型”和“男女型”，显然注意到了性别差异，但是忽略了作为友情的本质内涵，这样的划分方式不利于深人探讨友情的真正价值。因此，在分析中还不能为了凑足“三”而刻意造作，而是要按照事物本身的意义和性质进行分门别类，围绕事物的核心意义（一次分类的总标准）展开多角度的分析，这样，既根据自身的理性思维水平容易操作，又能顾及到事物的中心意义与各方面含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处理好“一”（核心义）与“多”（局部义）以及“多”的内部之间的互相关联，分析起来可以做到思路开阔，主旨集中，内涵丰富而无散乱之感。如学生习作《心目中的男子汉》：眼是亮的（明辨是非），血是热的（积极向上），心是正的（正直无私），腰是直的（不屈不挠），胸怀是宽广的（豁达大度），双手是温暖而有力的（乐于助人）。
写文章讲究“分合”。在思维阶段，分析之后，还要有综合。分析是“化一为多”，追求认识的丰富性；综合则是“合多为一”，追求认识的统一性。
（二）综合的一般方法——“异中求同”、“同中求异”
        综合是在分析的各层次含义之间寻找聚合点，对各种含义作出深层意义和本质意义的归纳。概括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只能是表象的笼统总括而不可能是本质的整体综合。而且，概括还不是事物几个层次的简单相加，而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复合迭加作用，产生“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形；当然也可能针对分析的结果，用思维的雕刻刀去粗取精、突出重点，这又产生整体意义少于、精于各部分意义的状况。总之，概括是分析基础上的一次飞跃，将分析提高了一个层次，提高到总摄的层次，它使思维系统化、明晰化，并产生结论，对事物的认识迈入了一个新的进程。
       综合的主要方法有“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两种，前者侧重于概括共同性，后者侧重于概括特殊性。求同概括要防止概括过宽或过窄，过窄，不能揭示事物的整体本质；过宽，悬浮空中，脱离对象本身，穿靴戴帽，大而无当，又不符合实际。求异概括要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摄取事物的特征，并将事物置放于它的发展状态中来考察，才能把握它的独特性。比较是它的常用方法之一。学生习作《论友情》的第一小节就是一例：
       友情是指人与人之间以平等为基础，以共同志趣为条件，非功利、非血缘，自发产生的一种亲善关系。它是人性与社会性的和谐统一。它不像主仆之情那样，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也不像师生之情那样带有规定的强制性；更不像亲情那样，与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比较了友情与其他几种感情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对“友情”做出界定，抽象、概括的逻辑前提是具体的，由此形成的综合才是可靠、稳固的。
（三）以反例为切入点，推进思维深化
       这是一种较有深度的综合方法。为了改变思维过程上的简单化倾向，打破围绕观点套用材料的“六经注我”式思路，避免直线型、单向性的矢量思维方式，我们主张采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逻辑推论方法，在思维过程中加进参数，形成曲线型、多向性的变量思维方式，既要看到与原来观点相同的材料，也要顾及与原来观点相异的材料，不断弥补自己原有观点的漏洞（左右互搏，在对立中寻找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综合，尽量有新的发现，有个人的创见，达到观点在现有认识水平上的相对完善。下面是老师的一则“下水作文”的片断，体现的正是不断容纳反例、推进思维深化的过程：
       对康德“名与实”的思考：真才实学总比浪得虚名好，这就是常说的有本事不怕没饭吃，免得滥竿充数，逃之天夭；有了真才实学，又肯刻苦努力，相信总有一天会获得社会的承认，赢来相应的社会名望；即使穷其一生的自我奋斗，还是默默无闻，也不能丧失信心、自暴自弃，而应该珍惜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价值，著书立说，创造精神财富，流传后世，造福子孙；一旦通过努力名利双收，则不要因此踌躇满志，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结果江郎才尽，名不副实。可见，实—真才实学既是获得“名”的前提，又是保持“名”的必要条件。
      这里所探讨的“名”、“实”的关系，是指外在的名声与内在的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名、实相比，总是务实为好，这也符合中国的传统理念。但人生在世，就不该为自己赢得社会声望吗？因此又把问题推进到“凭真才实学加肯刻苦努力，为自己赢来相应的社会名望”这个层次，这样，既承认了务实的必要性，又认同了“自我奋斗”的合理性。但仍然存在着反例：有的人虽然一生奋斗不息，但仍然与“名”无缘。所以作者进一步提出，即使“默默无闻”，也不能“自暴自弃”，而应该创造精神财富，流传后世。反过来，也还有问题：是不是名利双收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不思进取了呢？也不是的，而是要不固步自封，超越自我。整个过程，都是在寻找反例、自我追问中促使思维层层推进。
       想象与整合，一属形象思维，一属抽象思维，前者讲究思维的多向与拓展，后者讲究思维的定向与收束，它们在丰富写作材料的内涵、发掘写作材料的价值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两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