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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词的嬗变和常州词派的兴起

作者:袁行霈等     来源: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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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有才无命剧堪嗟”,落魄一生,“诗文之外,锐意于词”(《秋林琴雅跋》),他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境界,以“远而文,淡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为“骋雅人之能事”(《群雅词集序》),姜、张之外再揽入北宋周邦彦,让音律和文词更为工练。词作以记游、写景和咏物为多,擅长山光水色的描绘,表现幽隽清冷之美。写月夜富春江之游的《百字令》和描摹秋声的《齐天乐》是其代表作。前者云:

 
  秋光今夜,向桐江,为写当年高躅。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心忆汐社沈埋,清狂不见,使我形容独。寂寂冷萤三四点,穿过前湾茅屋。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风飘荡,白云还卧深谷。
 
  词以“万籁生山,一星在水”的景色引入“当年高躅”之严光,回忆谢翱等人汐社遗踪,融合诗人的幽怨情怀,渲染孤寂心绪和淹蹇遭遇。下阕采取一组画面喻说,虚实相生,使虚淡轻灵的孤寒之意格外浓重,意境清秀空灵,体现浙派“清空”的审美追求。“雍正、乾隆年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谢章梃《赌棋山庄词话》)但因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也有真气少存、意旨浅薄之弊,后学枯瘠琐碎,更加速了浙派的衰落,引起吴锡麟、郭{鹿吝}等以融贯通变进行挽救。吴锡麟(1746~1818)用“穷而后工”矫正词宜宴喜逸乐说,以“姜、史其渊源”和“苏、辛其圭臬”的“正变斯备”,代替专宗姜、张的褊狭,动摇浙派的支柱,但其词作骨脆才弱,未能兼姜、史“精心”和苏、辛“横逸”,冲不开浙派的桎梏,作用有限。郭{鹿吝}(1767~1831)跳出分正变、尊委张的樊篱,提出摅述性灵,“写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无声诗馆词序》),其词也“屡变”求异,开放门户,融会众长,振起浙派式微的处境,但他生不逢时,正值张惠言以治经方式说词,词风丕变,故难以扭转没落的命运。
  常州派发轫于嘉庆初年,“盛世”已去,风光不再,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激烈,朝野上下产生“殆将有变”的预感,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重又转向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在词的领域,阳羡末流浅率叫嚣,浙派襞积??,把词引向淫鄙虚泛的死胡同,物极必反,曾致力经学研究的张惠言顺应变化了的学术空气和思想潮流,“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
 
  张惠言(1761~1802)是学者,又是古文“阳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词人。他与兄弟张琦合编《词选》(又名《宛邻词选》),选择精严,并附当世常州词人以垂示范,显示一个在创作和批评两方面均具特色、以地域集结起来的词人群体的存在,因此,《词选》成了一面开宗立派的旗帜。他所写《词选序》全面阐述自己词学理论:主张尊词体,要词“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提高词的地位,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了积极作用。他的《茗柯词》骋情惬意,细致生动,语言凝练干净,无绮靡浓艳之藻,抒发怀才不遇、飘泊无依和羁缚受制等心绪,词旨常在若隐若现之间。如《木兰花慢·杨花》名为咏物,实为抒怀,借杨花吟咏身世之感,体物形神兼备,抒情物我合一,在描摹杨花里寄托追求、失望、游转无定和历经坎坷的心态,是以物写情的传世名作。他的《水调歌头·春日示杨生子?》五首,也是有名的代表作,尤以结篇的第五首为人称道,词云:
 
  长?白木柄,?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颜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便欲诛茅江上,只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
  慎独以待,只要心不枯寂,“生意总欣然”,虽仍有“感士不遇”之慨,但要旨是自振不颓,清操自守,用以劝勉学子。陈廷焯赞为“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自《风》、《骚》变出”。(《白雨斋词话》)张惠言长期训蒙童和治经,为人严正,论词重意,所作四十多首词,数量不多,但态度严肃,“标高揭己”,实践其词学主张,有力地荡涤淫词、鄙词、游词的词坛三弊,朱孝臧称他为“词源疏凿手”(《︹村语业》)。但其词作也缺少社会内容和历史精神。
 
  常州派张惠言开山,至周济(1781~1839)发扬光大,蔚为宗派。他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体,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对词的比兴寄托,从创作与接受角度上,阐明词“非寄托不入”和“专寄托不出”,揭示最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命题,被认为“千古文章之能事尽矣,岂独填词为然”(谭献《复堂日记》)。在正变理论上,他以宋四家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为学词途径,使学周邦彦、吴文英成了时尚,既纠正浙派浅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风靡开来,笼盖晚清时期的词坛。但周济创作与理论脱节,对艺术审美和技巧认识较精密,个人词作却未尽如人意。《味隽斋词》中咏物之作,如《渡江云·杨花》含而不露,温丽婉秀,幽怨里夹以豪宕之气,还耐人寻味,而大多数作品过于强调寄托和不露痕迹,晦涩难懂。吴梅批评说:“此庵自作词,亦有寄旨,唯能入而不能出耳。如《夜飞鹊》之‘海棠’,《金明池》之‘荷花’,虽各有寄意,而词涉隐晦,如索枯谜。”(《词学通论》)
  此时不傍浙、常门户,博取各家之长的词人,却成了填词的佼佼者。扬州词人郑燮、继承阳羡词风的蒋士铨、黄景仁、洪亮吉等,或以凄厉之笔,倾泻“盛世”的悲哀,或以幽怨之情,抒发惨伤的心怀。郑燮《板桥词》独标一格,风神豪迈,《满江红·田家四时苦乐歌》描写冬日之苦:“老树槎?牙,撼四壁、寒声正怒。扫不尽、牛溲满地,粪渣当户。茅舍日斜云酿雪,长堤路断风吹雨。尽村舂夜火到天明,田家苦。”放笔直言,清真意切,和其“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同一机杼。嘉、道间项鸿祚、蒋春霖,曾与张惠言、周济等并称“清词后七家”。项鸿祚(1798~1835)“幼有愁癖”,长而不遇,卒时年仅38岁。运笔空灵,触景起情,多抒哀情凄意,或“阑珊心绪,醉倚绿琴相伴住。一枕新愁,残夜花香月满楼”(《减字木兰花》),或“阖闾城下漏声残,别愁千万端。蜀笺书字报平安,烛花和泪弹”(《阮郎归·吴门寄家书》),是一位“幽艳哀断”的感伤词人。稍后蒋春霖(1818~1868)生于社会巨变之世,感发无端,是太平天国战争中的离乱哀鸣。善于寓情于景,刻画衰飒意境,再现战争灾难,如《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纯写感受,不作议论,从视、听、触、味等感觉精雕细刻,烘托陪衬,艺术上乘,但抒发的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不满。其词以渲染愁苦和吐露身世之感为多,前者如《卜算子》(燕子不曾来),后者如《木兰花慢》(泊秦淮雨霁),因值衰世乱离,哀情郁结,虽沿姜、张一脉,而无吞吐朦胧之病,克服常州派涂饰空枵,有较强的感染力。谭献评价他“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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