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讲唱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今所知最早者为唐代的变文。自唐而下,历代均有各种名称不同的说唱艺术:宋有陶真、鼓子词,金元有诸宫调(后又称“弹词”)、词话,明有道情、宝卷。到了清代中叶,弹词、鼓词和子弟书等蓬勃发展起来。
弹词之名,最早见于明代。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记杭州人八月观钱塘大潮,“其时代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见于著录的明代弹词作品有梁辰鱼的《江东廿一史弹词》、陈忱的《续廿一史弹词》,可见当时弹词已广泛流传。而弹词之起源更当在此之前,明减懋循《弹词小序》称元末杨维桢避乱吴中时曾作《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弹词四种,惜皆散佚。今所传弹词多为清中叶以来作品,数量甚夥,以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一书所收最为详备。
弹词的体制由说、表、唱、弹四部分组成。说(说白),即说书人用书中角色的口吻以第一人称来对白;表(表述),即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唱(唱句),以七言韵文为主,间或杂以三言而成十言句式;弹(弹奏),以三弦、琵琶为主来伴奏。其中说、表、唱、弹俱全者称“唱词”,仅有表、唱、弹而无说者,即纯以第三人称叙事而无代言成分的,称“文词”,“文词”宜于案头阅读,“唱词”可供演唱。而弹词的开篇仅有唱、弹,少则四句两韵,多则十几韵、几十韵不等,本用以定场,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曲艺形式,至今“弹词开篇”仍为人们所喜爱。
弹词流行于南方,在语言上有“国音”、“土音”之分。前者用普通话写成,如《再生缘》、《笔生花》和《安邦志》等;后者用方言或杂以方言写成,尤以苏杭、上海一带吴语地区流行的吴音弹词为常见,如《义妖传》、《珍珠塔》和《三笑姻缘》等。其他如福建“评话”有《榴花梦》,广东“木鱼书”有《花笺记》,以及浙江的“南词”、四川的“竹琴”、绍兴的“平湖调”等,均属“土音”弹词的别支。
作为一种偏于消闲娱乐的曲艺样式,弹词的演唱较为简便,可供妇女们在家庭中观赏,以此打发无聊漫长的时光。如同《天雨花》自序所说:“夫独弦之歌,易于八音;密座之听,易于广筵。”而其文本作为一种文学读物,实际上是一种韵文体长篇通俗小说。它的创作对象基本上是针对“闺中人”和市民阶层的,所谓“闺阁名媛,俱堪寓目;市廛贾客,亦可留情。”(侯芝《再生缘序》)并且弹词的作者也以女性居多,像《再生缘》、《天雨花》、《笔生花》、《榴花梦》的作者皆为女子。因此弹词在情节上常常热衷于叙写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人物命运大起大伏,且最终都有个令人心满意足的“大团圆”结局,带有较多的传奇色彩和女性特有的那种浪漫情调。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含有程度不等的道德劝戒成分,“但许兰闺消永昼,岂教少女动春思”(《安邦志》开篇诗)。随之而来的另一特征即篇幅很长,规模宏大。其中《榴花梦》近五百万字,堪称巨制,而《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三部曲敷衍赵匡胤及其后代史事,共72册,计674回,被郑振铎许为“中国文艺名著中卷帙最浩翰者”(《西谛所藏弹词目录》)。
弹词中最优秀的作品首推《再生缘》。
《再生缘》全书20卷。前17卷陈端生作,后3卷为梁德绳续,道光年间侯芝修改为80回本印行,三人均为女性。陈端生(1751~约1796),浙江杭州人,祖父陈兆伦有声望,曾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总裁。端生18岁在北京开始创作《再生缘》,至20岁因母亲病故而停笔。3年后嫁会稽范?,范因科场案发配新疆伊犁,端生此后续写至17卷不复再作。嘉庆元年(1796)大赦,范?归,未几,端生病卒。
《再生缘》的故事发生在元代昆明的三大家族之间。大学士孟士元有女孟丽君,才貌无双,许配云南总督皇甫敬之子少华。国丈刘捷之子奎璧欲娶丽君不成,遂百般构陷孟氏、皇甫两家。丽君男装潜逃,后更名捐监应考,连中三元,官拜兵部尚书,因荐武艺高强的少华抵御外寇,大获全胜,少华封王,丽君也位及三台。父兄翁婿同殿为臣,丽君却拒绝相认。终因酒醉暴露身份,丽君情急伤神,口吐鲜血,皇上得知,反欲逼其入宫为妃,丽君怒气交加,进退两难,陈端生至此掇笔。
《再生缘》较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的艺术形象,并通过这一人物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热情歌颂了当时社会条件下妇女挣脱礼教束缚的思想和行为,赞美了女性的才识和胆略。她“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郭沫若《〈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因此,作品在称颂女性智慧的同时也流露出一定的封建说教成分,正如侯芝在原序中所说:“叙事言情,俱归礼德。”梁德绳续作结以“大团圆”,似乎也是不得已的必然结局,大约陈端生是实在不愿看到这一了无意趣的结果方才搁笔停作的。
《再生缘》结构庞大,情节离奇曲折,而作者却能在布局安排上驾轻就熟,显示出超人的才华。如第二回,叙写众人观皇甫少华与刘奎璧赌射宫袍一事,场面设置转换频繁,作者—一写来,面面俱到,既使整个气氛活跃热闹,又极富层次感,毫不紊乱,真堪与曹雪芹“群芳开夜宴”式的大手笔相媲美。其叙事文情并茂,徐纡委婉,尤善铺排渲染;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则细腻入微,富于女性的敏感。全书词气洒脱流畅,语言雅俗共赏。然而由于基本是以七言排律铺写成百万字的长篇巨制,形式缺少变化而略显单调。作为讲唱艺术,本可由音乐的变化和表演时的处理加以弥补,但作为纯粹的读本,其表现力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情节的调度安排或留有人为痕迹而稍嫌勉强,状物写貌或堕入俗套而遗神失真。至于脱离生活、有违史实之处,考虑到作者是个足不出户的闺中女子,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以鼓板击节,配以三弦伴奏。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其十言句与弹词之三、四、三的节奏截然不同,采用三、三、四的形式。这是有说有唱的成套大书,篇幅较大。后又有与“弹词开篇”相近、只唱不说的小段,称“大鼓书”或径称“大鼓”,至今流传。
鼓词的内容比弹词更加丰富,或写金戈铁马的英雄传奇,如《呼家将》;或写公案故事,如《包公案》;或写爱情婚姻题材,如《蝴蝶杯》;甚至还有滑稽讽刺性的调笑作品,更多的则取材于历史演义和根据以往的文学名著进行改编,前者有《梅花三国》,后者有《西厢记》、《红楼梦》等。现存最早的鼓词是明代天启年间刊行的《大唐秦王词话》(又名《唐秦王本传》),传为诸圣邻所作,8卷64回,演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西讨,开创唐朝基业之事,只是尚未用“鼓词”标名。明末清初贾凫西作《木皮散人鼓词》,是首次以鼓词命名的文人创作,然而有唱无说,也不搬演故事,而是借历代兴衰,褒贬古今人物,对统治者争权夺利的丑恶和封建专制的残暴给予大胆的揭露和讽刺,以此宣泄心中的不平与牢骚。作品剪裁精当,笔锋犀利,语言诙谐活泼,已是鼓词雅化后的佳品。
流行于北方的另一种曲艺形式为子弟书,旧说创始于满族八旗子弟,故名。(见震钧《天咫偶闻》)子弟书属于鼓词的一个分支,只唱不说,演出时用八角鼓击节,佐以弦乐。又分东西两派:东调近弋阳腔,以激昂慷慨见长;西调近昆曲,以婉转缠绵见长。子弟书的乐曲今已失传,由现存文本看,其体制以七言句式为主,可添加衬字,多时一句竟长达19字,形式在当时的讲唱文学中最为自由灵活。篇幅相对短小,一般一二回至三四回不等,最长者如《全彩楼》叙吕蒙正事,也不过34回。每回限用一韵,隔句叶韵,多以一首七言诗开篇,可长可短,然后敷衍正文。
子弟书盛行于乾隆至光绪年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左右。传世作品很多,傅惜华编《子弟书总目》,共录公私所藏四百馀种,一千多部。取材范围也极广泛。著名作者东派为罗松窗、西派为韩小窗,罗氏代表作有《百花亭》、《庄氏降香》,韩氏代表作有《黛玉悲秋》、《下河南》等,1935年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曾选入二人作品11种。子弟书的情节及结构特征明显,即多选取一段富于戏剧性冲突的小故事或典型性场景,很像传统戏曲中的折子戏,不枝不蔓,不注重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而侧重于情绪的抒发。我们可以对比罗松窗的《出塞》和无名氏的《昭君出塞》,两者题材相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写王昭君来到大漠,举目望去:
这而今茫茫野草烟千里,渺渺荒沙日一轮。数团毡帐连牛厂,几个胡儿牧马群。回头尽是归家路,满目徒消去国魂。向晚来胡女番婆为妾伴,那浑身粪气哎就熏死人。这一日忽见道傍碑一统,娘娘驻马看碑文。看罢低头一声叹:呀,原来是飞虎将军李广坟!
后者叙昭君行至黑河:
一望四野真凄惨,山景凄凉好叹人,但只见青青松柏接山翠,片片残霞映日红。飘飘败叶随风舞,纷纷野鸟树梢鸣。凛凛风吹如虎啸,滔滔水响似龙吟。?杂?杂树木喳喳鸟,翠翠青山淡淡云。娘娘看罢多伤感,回头忽见一宾鸿,只见他孤身无伴声惨切,斜行双翅向南腾……
由于子弟书的作者大都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故即便是一些佚名的作品,如《草桥惊梦》、《忆真妃》等,也都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其中好多篇杰作并不比《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逊色”(赵景深《子弟书丛钞序》)。其影响之大,甚至南方一些曲种也多有借鉴,如贵州的《红楼梦弹词》13出细目,与子弟书《露泪缘》13回全相吻合。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摘编仅作学习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有文章都会注明来源,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快速处理或删除,谢谢支持。
(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袁行霈等,来源:中国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