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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和其他长篇小说

作者:袁行霈等     来源: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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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叶,在“盛世”繁荣景象的背后,清廷对文化的压制非常严酷,文字狱频繁发生,文人们处在苦闷、彷徨中。白话短篇小说走向衰亡,长篇小说虽然数量甚多,但却走向芜杂、幽怪,除《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外,多数文学价值不高。戏剧创作进入低潮,作家大都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或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出现大量的内廷承应戏;或者宣扬伦理道德,以戏剧演绎富有教化意义的历史故事。随着昆曲的衰弱,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上也逐步僵化,失去了生命力。少数文人的作品重在借历史人物抒写情怀,清新隽永,但也更加案头化,难以付诸舞台演出。真正代表戏曲发展趋势的,是开始与“雅部”争胜的“花部”剧种。作为“花部”的地方戏的兴起,逐渐产生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皮簧剧。讲唱文学也有新的发展,更加普遍流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在《儒林外史》、《红楼梦》创作的前后,还有许多长篇小说出现,而且类型繁多。数量较多的是对旧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改编,以及由之衍生出的新书,多是安邦定国,褒忠诛奸,虽在民间颇为流行,然蹈袭前出之书,缺乏创意,文笔亦平庸。新创的小说,如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李百川的《绿野仙踪》、李汝珍的《镜花缘》,以及屠绅用文言写的《?覃史》、陈球以四六文作成的《燕山外史》等,作法、风格不一,但多沾染了汉学风气,以炫鬻才学为能事,内容芜杂,程度不同地偏离了小说的文学特性。这些作品都没有达到较高的文学境界,但也反映了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活跃,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如滋林老人《说呼全传序》中所说:“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
 
  《绿野仙踪》和《镜花缘》是其中较好的两部作品。
  《绿野仙踪》原作100回,刻本80回,系经删改而成。作者李百川(约1720~约1771),生平事迹不详。据百回抄本自序,他早年家道较富裕,后“迭遭变故”,漂流南北,依人为食。《绿野仙踪》即作于辗转做幕宾期间,完成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小说以明嘉靖间严嵩当政、平倭寇事件为背景,叙写主人公冷于冰愤世道之不良,求仙访道,学成法术,周行天下,超度生灵,斩妖锄怪,既剪除自然妖兽,如“斩鼋妖川江救客商”,也惩治人间“妖怪”,如“救难裔月夜杀解役”,“施计劫贪墨”,“谈笑打权奸”,最后功成德满,驾鸾飞升。其中有神魔的内容,更有世间的人事纷争。作者自谓:“总缘蓬行异域,无可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百回抄本卷首自序)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小说写神仙飞升和写人间纷争都可见其愤世嫉俗之意。鲁迅曾评之曰:“以大盗、市侩、浪子、猿狐为道器,其愤尤深。”(《小说旧闻钞·杂说》)然而,小说中最富有意义而引人入胜的,还是在于描摹世态人情,举凡朝政的紊乱、官场的黑暗、社会的污浊。世态的炎凉,以及权臣的骄横、投靠者的奴颜婢膝、纨?子弟的放荡、赌棍的无赖、文人的迂酸、妓女的假情等等,或作漫画式速写,或作工笔细描,多有入木三分的揭露,相当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污浊和混乱。而缺陷也正在于小说集历史、神魔、侠义、世情于一身,人事繁多、芜杂,描写过于直露,夹有一些秽亵描写,显得境界不高。
 
  成就更高、影响更大的是《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原籍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早年随兄移家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长期生活在淮南、淮北一带。他学识广博,“于学无所不窥”,通经史,尤长于音韵,所著《李氏音鉴》颇为学者所重,兼通医书、算学,乃至星相、占卜,又多才艺,琴棋书画、灯谜酒令,无所不能。然“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余集《李氏音鉴序》),因此竟无功名,仅在河南做过几年治河县丞的小官。《镜花缘》是他历时20年在四五十岁时做成的,生前已刻行。
  《镜花缘》是一部藉学问驰骋想象,以寄托理想、讽谕现实的小说。作者原拟作200回,结果只作成100回。小说写武则天篡唐建周,醉后令百花严冬齐放,众花神不敢违令,因此触怒天帝,被贬谪人间为百位才女,其首领百花仙子降生岭南唐敖家,名小山。唐敖科举受阻,绝意功名,随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游海外,见识三十多个国家的奇人异事、奇风奇俗,后入小蓬莱修道不还。唐小山思父心切,也出海寻亲,回国后值武则天开女科,百位才女被录取,众花神得以在人间重聚,连日畅饮“红文馆”,论学谈艺,弹琴弈棋,各显才艺。唐中宗复位,尊武则天为“大圣皇帝”,武则天下诏再开女科,命前科才女重赴“红文宴”。
 
  《镜花缘》表现出了对妇女的地位、境遇的关注、思考。作者针对现实世界的“男尊女卑”,一方面借百花仙女下凡写出了一大批超群出众的女子,如通晓多种异邦语言的枝兰音、打虎女杰骆红蕖、神枪手魏紫樱、剑侠颜紫绡、音乐家井尧春等等,男子之能事,她们也能做到,这是以表彰才女的方式,表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虚构“女儿国”,与现实社会相反,“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让林之洋在那里备尝现实女子受到的轻侮、摧残。林之洋被纳入宫中,现实中女子遭受的缠足的痛苦,便惊心触目地凸现出来:
  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
 
  这种近乎游戏的情节正尖锐地表现了对不人道的封建恶俗的抗议。
  《镜花缘》最富特色的是前半部书写唐敖游海外诸国的经历、闻见。三十多个国度的名称及其奇异处,主要采自《山海经》及少数六朝志怪书,作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就原书所记诸国人的奇形怪状,借小说人物之口加以解说,来揶揄现实社会的某种不良习性。如长臂国,《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其人“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小说中说是其国人贪婪,“非应得之物,混手伸去,久而久之,徒然把臂膀伸长了”。《山海经·海外北经》记无肠国“其为人长而无肠”。小说写其国“富家”把人粪收存起来,让仆婢下顿再吃,至于三番五次地“吃而再吃”,形容财主吝啬刻薄,可谓辛辣。另一种作法是就其国名的含义演绎出情节故事。如《山海经·海外东经》记君子国“其人好让不争”,小说便让唐敖三人游历了一个“礼乐之邦”:相国与士人交往,脱尽仕途习气,“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市井交易卖者要低价,买者执意付高价,一派淳朴祥和的景象。如果说写君子国是以一个理想世界,形成对现实社会的嘲讽,那么对女儿国的描写,则是将现实世界的男女处境完全颠倒过来,让男子尝受现实妇女的痛苦,正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女儿观一样,是以一种虚构的不平等来对抗现实社会的不平等,显示出现实社会的荒谬。伴随着唐敖等人的游踪,小说里还写到一些珍禽异兽奇物,有的带有几分童话之趣。就这部分来说,《镜花缘》与略早的西方小说《格列佛游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说后半部分主要是铺排众多才女在两三天里的欢聚。从第六十九回到九十三回,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的篇幅,叙写才女们作赋咏诗、抚琴画扇、弈棋斗草、行酒令、打灯迷,乃至辨古音、论韵谱、释典故,而且往往是辨章源流,陈述技法,游戏中充溢着学究气。作者将他广博的学问知识,全都编织进小说中了。这虽然可以表现众才女们的才艺,但却偏离了小说创作的规律,排挤掉了作品的文学魅力。
  尽管《镜花缘》存在着如此的缺陷,但其思想的机敏,富有幽默感的游戏笔调,特别是前半部书所表现出的耐人寻味的奇思异想,还是使它成为一部别开生面、在小说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作品。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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