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全书作了匠心独运的安排。《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是无才补天的顽石在人世间的传记。这块顽石幻化为贾宝玉，他经历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爱情婚姻悲剧，目睹了“金陵十二钗”等女儿的悲惨人生，体验了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从而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感悟，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全书以贾宝玉为轴心，以他独特的视角来感悟人生。前五回，以宝玉的来历为中心扼要地介绍了天上的太虚幻境和尘世的荣宁两府，《好了歌》、“护官符”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三重悲剧，作家的寓意和人物的命运巧妙地隐伏其中。

红楼梦

　　《红楼梦》的大部分故事是以“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为舞台的。这是一个以贾宝玉为中心的“女儿国”。“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女儿被看作是天地间的灵气所钟，是生命的精华；而男人是渣滓浊沫，是与女儿悲剧相对立的悲剧制造者，这是以贾宝玉独特的观察为分界线的，这也是曹雪芹对人生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因此，他将贾宝玉和一群身份、地位不同的少女放在这个既是诗化的、又是真实的小说世界里，来展示她们的青春生命和美的被毁灭的悲剧。

 

　　爱情婚姻问题是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宝玉和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全书的主线。贾宝玉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兴旺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全的女子作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可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这样，他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成了“不肖子孙”。在婚姻问题上，他既不考虑家族的利益，门当户对；也不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去选择封建淑女。他追求的是心灵契合的感情。林黛玉是一个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少女。她早年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孤苦伶仃，到贾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她孤高自许，在那人际关系冷漠的封建大家庭里，曲高和寡，只有贾宝玉成为她惟一的知音，遂把希望和生命交付于对宝玉的爱情中。她并没有为了争取婚姻的成功而屈服于环境，也没有适应家长的需要去劝告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她我行我素，用尖刻的话语揭露着丑恶的现实，以高傲的性格与环境对抗，以诗人的才华去抒发对自己命运的悲剧感受。“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泥沟。”她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纯洁的爱情而付出全部的生命。薛宝钗是一个美貌而性格温顺的少女。她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顺从环境，既会对上逢迎，又会对下安抚，博得上下一片的赞扬。她信奉传统道德，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教训黛玉“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最怕看了这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规劝宝玉注重“仕途经济”；她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对金钏的投井，对尤三姐、柳湘莲的悲剧，都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成为符合封建标准的“冷美人”。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品格才干都很符合封建家长的要求，是贾母等人心中宝玉理想的妻子。贾宝玉与林黛玉有“木石前盟”，这象征着他们在太虚幻境中就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在大观园这个特殊环境里，他们又有当时社会青年男女不可能有的耳鬓厮磨、形影不离的滋生爱情的可能。经过微妙的爱情试探，经过“三天恼了，两天好了”的感情折磨，宝玉终于选择了从不劝他显身场名，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的林黛玉。而在贾府日益衰败的条件下，贾薛两家希望宝玉和宝钗结成“金玉良缘”，以贵护富和以富补贵。贾府的家长们也希望以“德貌工言俱全”的宝钗来作宝玉的贤内助，主持家政，继承祖业。在关系着家族兴衰的问题上，封建家长决不会让步，他们只能不顾宝玉、黛玉的愿望而狠心地扼杀他们的爱情，造成宝黛的爱情悲剧。象征着知己知心的“木石前盟”被象征着富与贵结合的“金玉良缘”取代了。虽然贾宝玉被迫与薛宝钗结婚，“到底意难平”，最终“悬崖撒手”，造成了宝玉与宝钗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

 

　　围绕着“悲金悼玉”的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还写出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儿国”的悲剧。才选凤藻宫的元妃，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闷死在深宫；迎春误嫁“中山狼”，被折磨至死，“一载赴黄粱”；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远嫁他乡，“掩面泣涕”；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出家为尼，“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傍”。贾府“四春”，免不了“原应叹息”的命运。史湘云虽“英豪阔大”，爽朗乐观，“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命运坎坷。李纨终身守寡，谨守妇道，但仍摆脱不了“枉与他人作笑谈”的悲剧。自动遁入空门、带发修行的妙玉，“欲洁何曾洁”，到头来依旧是“终陷淖泥中”。至于大观园里的女奴，命运更为悲惨。“心比天高，身居下贱”的晴雯，被逐出大观园，抱恨夭亡；司棋因被剥夺了婚姻自由以死抗争，撞墙自尽。大观园里少女们的悲剧是封建压迫造成的，作品极为深刻之处在于，并没有把这个悲剧完全归于恶人的残暴。其中一部分悲剧是封建势力的直接摧残，如鸳鸯、晴雯、司棋这些人物的悲惨下场，但是更多的悲剧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是几千年积淀而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

　　薛宝钗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典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悲剧人物。在爱情上，她分明对宝玉情有所钟，但却将这种感情封闭到庄而不露的地步；在才学上，她是大观园中惟一可以与林黛玉抗衡的才女，但时时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约束自己、规范别人；在生活上，她也有爱美的天性和很高的审美能力，可她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去扼杀或压抑自身的爱好和情趣。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应有的个性锋芒：对自己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她的感觉也处于不冷不热的中间地带，生命处在一种不生不死的抑制状态。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中，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如何地消磨人的个性，蚕食人的灵魂。大观园里的悲剧是爱情、青春和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作者不仅哀悼美的被毁灭，而且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这是对封建社会和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也是一种精神的觉醒。

 

　　《红楼梦》里的荣宁两府，系开国勋臣之后，“功名奕世，富贵传流”，正是康乾时期贵族世家的典型代表。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

　　贾府是封建特权阶级，是靠剥夺和奴役维持其生存的。特权维护贾府，也制造罪恶。依附贾府的官僚贾雨村，故意葫芦判案，开脱薛蟠的人命官司；为贾赦谋夺石呆子的古扇，逼得人家破人亡。连贾府的少妇王熙凤也可以随意操纵官府，制造冤案。靠剥夺占有而极富贵的贾府，府第宏丽，设饰豪华，充斥着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享用着精美的饮食，使农村老妇刘姥姥惊诧不已。至于秦可卿的丧事、贾元春省亲的盛事，那就更奢华过费了。这也正养成了贾府主子们的享乐、纵欲的本性。女主子只知安富尊荣，贪图享受，勾心斗角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利。男主子则精神空虚，如贾敬妄求长生，服丹致命；贾政还像个正人君子，却庸碌无能，其馀多数也道德堕落，贾赦、贾珍、贾琏，都是淫乱之徒，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贵族之家即使不发生被抄家的厄运，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着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主奴名分是天经地义的，奴仆只是主子的活器物，不管是“家生的”或买来的，也不管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都只能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主子间闹纠纷，倒霉的还是奴仆，一次抄检大观园就有数名丫头被撵了出去。大丫头金钏被逼投井，号称“待下厚道”的王夫人赏了二十两银子就心安理得了。对贾府老一代主子有救命之恩的焦大，到老还是个干粗活的下等奴仆，喝醉后骂了几句嫌主子不争气的话，便被捆绑起来，嘴里塞了马粪。嫡庶名分也是不可动摇的。丫头出身的赵姨娘已给贾政生儿育女，仍然没有摆脱“奴”字，不仅王熙凤可以随意喝斥，连亲生的探春也不认她是母亲。探春为了摆脱庶出的名分，竭力倒向王夫人，却仍然逃不脱远嫁的不幸。在贾府里，不准女孩子有私情，不容许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纯洁爱情，但却将男主子们的淫乱视为正常的现象，贾母对贾琏偷仆妇的事，说是：“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在贾府里，富贵也没有给年轻的小姐带来好运，珠光宝气里蕴含着痛苦和悲哀。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是贾府的荣耀，但她却失去了天伦之乐，省亲的盛典中流出了辛酸之泪。胆小怕事的惜春，深感绝望，也只有“缁衣顿改昔年妆”，在青灯古佛旁寻一点清净。精明能干的王熙凤，虽然曾为维持这个家族而殚精竭力，但“凡鸟偏从末世来”，也只能是随着贾府的败落而毁灭。整个贾府里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命运，这样的家庭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也就行将走到历史的尽头了。

 

　　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欣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大观园里，宝玉对女儿们关怀备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样这么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他对遭受欺凌的女儿更为体贴，一有机会便以自己的一腔柔情去抚慰那些受伤的心。如第四十四回，写平儿受到贾琏和凤姐的打骂，躲到怡红院来。宝玉喜出望外，尽心服侍，精心为平儿梳妆打扮。平儿走后，他又感叹不已：

　　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包含着对封建社会视为神圣的“文死谏，武死战”这类封建道德原则的蔑视，对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和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反抗，在疯傻的言行中把神圣视为无稽，把幸福看作痛苦。宝玉所珍视的女儿像花朵一样，无可挽回地枯萎下去，甚至被摧残而凋零；他所厌恶甚至憎恨的恶势力，仍疯狂地维持着统治地位。他满怀着希望但找不到出路，因为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赖的。于是，他感到了人生的痛苦。如第七十八回宝玉去哭吊晴雯未果，又听说宝钗已搬出大观园：

　　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天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也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心下因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死了的晴雯……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

　　这里宝玉的痛苦已超越了一个家庭破败之痛苦和个性压抑之痛苦，这是属于众多人的痛苦，是感到人生有限、天地无情的痛苦。他绝望又找不到出路，一种孤独感和人生转瞬即逝的破灭感，透着诗人气质，散发出感伤的气息。但是宝玉又不愿意孤独，不愿意离开生活，离开他钟爱的黛玉和众多的女子。因而更加深了他的痛苦。宝玉悟破人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作品中所写的家庭的衰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作品就产生了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

 

　　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好了歌》及其解注就是人生悲剧的主题歌。贯穿在《好了歌》里的中心思想是“变”。荣与辱、升与沉、生与死都在急剧的变化中，由于对一切传统的、现存的思想信念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挑战，同时，又因为新的出路、新的社会理想又那么朦胧，因而倍觉感伤，带着“色空”、梦幻的情绪。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曹雪芹并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真正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未真正勘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在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实的人生。他正是以一种深挚的感情，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写出入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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