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描写了一批真儒名贤，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作者理想的人物是既有传统儒家美德又有六朝名士风度的文人，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境界。

　　杜少卿是作者殷情称颂的理想人物。他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朝廷征辟，但他对朝政有着清醒的认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好”。他装病拒绝应征出仕，“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这就背离了科举世家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

　　杜少卿傲视权贵，却扶困济贫，乐于助人，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汪盐商请王知县，要他作陪，他拒不参加，“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陆官”！王知县要会他，他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但到了王知县被罢官，赶出衙门，无处安身时，杜少卿却请他到家来住，“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对贫贱困难的人，他平等对待，体恤帮助；杨裁缝母亲死了，无力殡葬，他就慷慨资助；给领戏班的鲍廷玺一百两银子，让他重操旧业，奉养母亲。

 

　　杜少卿既讲求传统的美德，在生活和治学中又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他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但是，他敢于向封建权威挑战，对当时钦定的朱熹对《诗经》的解说，大胆提出质疑，认为《溱洧》一篇“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对《女曰鸡鸣》的解释是，提倡独立自主，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对当时盛行的看风水、迁祖坟的迷信做法，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他不受封建礼俗的拘束，“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他尊重女性，反对对妇女的歧视与摧残。他笃于夫妻情爱，别人劝他娶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虽然他的主张还受着封建孝道的影响，不很彻底，但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的见解了。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他充满了敬意。沈琼枝是读书人家的女儿，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作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却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友人到他家聚会，“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在名士风度中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的光彩。

　　杜少卿表面上狂放不羁，但是仍然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真儒们以道德教化来挽救颓世，赢得他的敬重，虽然他的家产几乎已经耗尽，但仍然捐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他的理想和追求并不为凡夫俗子所理解，被骂为“最没品行”的人，要子侄们在读书桌上贴一纸条，“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杜少卿在那样的社会里，只能陷入苦闷和孤独，他在送别虞博士时说：“老叔去了，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与贾宝玉同为一类人物，不过传统思想的烙印更深一些而已。

 

　　庄绍光出身读书人家，少有才华，十一二岁就会做７０００字的长赋。年近四旬，只闭门著书，不肯妄交一人。后被荐举，皇帝两度召见，有重用之意，但他深知朝廷的腐败，慨叹“看来我道不行了”，“恳求恩赐还山”。大学士太保公“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遭到他的拒绝。于是，太保公找借口让皇帝不要重用，只是允其还山，并把玄武湖赐给他。还乡之后，地方官吏纷纷来拜，“庄征君穿了靴又脱，脱了靴又穿”，恼怒之下，连夜搬往玄武湖，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吴敬梓的社会改造理想深受颜李学派的影响。颜元曾说：“如天下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李?恭《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儒林外史》正是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迟衡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作品里写了两件大事，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萧云仙重农桑、兴学堂的政绩，用以体现作者的社会理想。庄绍光、迟衡山等真儒名贤，因“我道不行”而“处”而不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社会责任，渴望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

 

　　他们倡议集资修建泰伯祠，以礼让天下的泰伯作为道德典范，借此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于是由大儒虞博士主祭，演出了一场鼓乐喧天的祭祀大典。接着又写了文武兼备的戍边将领萧云仙在青枫城带领农民垦田植树，兴修水利，开办学堂，开启民智，具体实施“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

　　吴敬梓改造社会的理想与时代进步思潮相呼应，具有鼓吹政教，提倡实学，反对浮言，谋取事功的意旨，但是却披着古代“礼乐兵农”的外衣。他的社会理想是走托古改制的路子，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基础，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书中笼罩着幻想破灭的悲凉情绪。曾几何时，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就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在探求理想的同时，对封建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的迂拙夫子。当了３０年秀才，考不上举人，进不了官场，却立志要写三部“嘉惠来学”的书，宣传封建礼教和礼仪。他不仅不惜以残年之力进行说教，而且身体力行。当女儿提出要以死殉节时，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当他得知女儿从夫自尽的噩耗时，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里，没有坏人引诱，也没有法律规定，却是顽固的封建礼教的毒害，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地绝食而亡，使王玉辉不自觉地成为“以理杀人”的帮凶。

 

　　真儒名贤的教化不能挽救日下的世风，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五河县追名逐利、奉承谄媚的恶俗，汤公子和陈木南嫖妓的丑态，妓女聘娘官太太的迷梦，假中书的闹剧等等，充分揭露了社会的乌烟瘴气、卑鄙龌龊。

　　作者既看到社会改造理想的难以实现，又不忍放弃对社会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他又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底层，写出一群远离科举名利场，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等等，他们朴实善良，相濡以沫，古风犹存，充满人间真情的温馨。

　　当真儒名贤“都已渐渐消磨了”的时候，作者在全书末尾写了“四大奇人”。季遐年，既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王太是围棋高手，又是安于卖火纸筒子的小贩；开茶馆的盖宽，画一手好画，但不攀附权贵；做裁缝的荆元，弹一手好琴，以此自遣。他们自食其力，多才多艺，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这“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文人化的市井平民，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是，幻影终归是幻影，因为“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荆元悠扬的琴声“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令人“凄然泪下”。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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