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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研究大观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时间：2014-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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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要讨论的女性文学研究,包括中国学者的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和关于外国女性文学的研究两方面内容。

　　一

　　女性文学研究依赖于女性文学存在的这一前提。那么,女性文学是何时出现的,这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中国文学而言,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是女性文学在其古代文学的源头中就已出现了,这类论述如:“成书于周朝的《诗经》,收录了不少出自女性手笔的诗歌,它不仅经典地反映了两周时代女诗人的创作水平,也不时留下她们的创作意图”[1]。另一个主要观点则认为,中国的女性文学,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应该“把女性主体性作女性文学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以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为精神血脉的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作为我国女性文学的开端,而把这之前由晚明开始直到晚清和民国初期具有朦胧的人文主义觉醒的女诗人们的创作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长长的序幕”[2]。同理,关于外国女性文学也可以说是古已有之,譬如,古希腊时期萨福的出现,就标示着女性文学的诞生,她写的大量的抒情诗歌,已经代表了西方古代妇女创作的最高成就,并明显地有了女性的“性”意识。但是,作为有意识出现的女性文学,又是和女性主义运动同步成长的。那么,女性文学研究始于何时呢?应该说,就只言片语的、朦胧的、针对某一女作家的研究而言,在漫长的学术史上是有散在的痕迹的;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被广泛参与,有观点认为形成于20世纪的80年代:“无论女性创作还是女性文学的研究工作,其发展都是曲折而缓慢的,显然滞后于其它一些文学研究领域,以致迟迟未能建立起成熟而独立的学科门类。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改观”[3]。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女性文学”为检索词,在“题名”项下最早出现的一篇文章是在1985年,而到80年代末,最高的检索项(全文检索)已有238篇文章,这说明此时的女性文学研究已不是以往的散在的痕迹,而是真正的起步了。

　　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30年来,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总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从研究的广度上看,毫无疑问,明显地呈迅速拓展的态势。

　　当然要以数据说话。进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进行检索,这30年中,研究者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情况如表1(注:笔者检索时间为2010年2月)。

　　注:此表系“题名”项下的检索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题目中含“女性文学”的研究文章明显地呈上升的趋势。为了更加说明问题,我们依然以“女性文学”为检索词,但把检索项增加,结论会更加清晰。还是以前面的三个十年为检索范围,检索项分别为题名、全文、主题、等,那么,三个十年的文章数量分别为44/287/982(题名),238/1865/11784(全文),85/722/3318(主题),59/496/2062。这组数据构成了下面的图表:

　　从图1可一目了然,无论是通过题名、全文还是主题、的任何一项进行检索,都明确显示出研究成果每十年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全文项的数据为例,2000至2009这十年的11784篇文章是第一个十年238篇的49·5倍。这说明,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女性文学已广泛被大家使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女性文学已吸引了众多人的参与。

　　上述是以“女性文学”为检索词的数据情况,而以某一个女作家为检索词,研究文章的数据同样是呈上升态势的。如,分别以中国大陆的王安忆、池莉、毕淑敏、港台的琼瑶和外国的简·奥斯丁、勃朗特等女作家为检索词,在“全文”项下显示的结果如下:

　　上述女作家研究的抽样数据同样显示了三个十年的递进趋势:第三个十年中关于王安忆的研究文章是第一个十年的145倍;关于池莉的是944·5倍;关于毕淑敏的是3023倍;关于琼瑶的是365·8倍;关于简·奥斯丁的是10·8倍;关于勃朗特的是5·9倍。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从起步到今天,在研究广度上有了大幅度的拓展,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已经发展到当下的燎原之势。

　　二

　　那么,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度如何?是否也是随着时间而向纵深拓展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主要标志有以下面三个方面。

　　其一,高层次的科研项目。在我国当下的科研体制下,科学研究立项的数量和层次是研究深入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当下的最高立项,据笔者统计,从1993年(统计系统提供的起始年)至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课题共有27项,同时涵盖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和外国女性文学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具体的立项情况见表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因其权威性,加之管理制度的逐渐完善,使其交付的研究成果都显示了高质量的特点。除了国家的立项之外,这些年间,教育部、各省市、各学校也都有不同层面的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立项。这里,我们也做几项抽样,如: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庄禅文化思想与当代女性文学创作”[4]、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立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史”[5]、邢台学院的重点课题“生态女性文学的建构”[6],等等。随着上述科研项目的研究深入,一批批有质量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并带动了项目之外的更多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成果问世。

　　其二,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开展,队伍的形成与壮大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的队伍,并不是刻意组建起来的,而是在研究的广泛展开中自觉形成的。

　　首先,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前沿学者。乔以钢、刘思谦、李小江、王红旗、任一鸣、荒林、林丹娅等纷纷推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适时地对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和梳理,具有引导性的意义。如乔以钢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3]、王红旗的《回眸与反思:中国女性文学六十年(1949—2009)》[7]等。在外国文学领域,同时出现了一批女性文学的研究学者,如王晓英的艾丽斯·沃克研究等等。更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一大批自觉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学者外,还有一大批不经意中被卷入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学者,他们时而抛出一篇或几篇颇有价值的论述,但并不在意是否是女性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这就是《1995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文选目》[8]仅一年就收录300篇文章的原因,而且那还是16年前的事了。因此说,女性文学研究已自觉和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群体。

　　其三,高目标的学科建设。发展到当下,女性文学研究已走上了学科化的阶段。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课程,更有一些学校建立了女性文学研究的硕士、博士点,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更多的学者将女性文学研究作为其研究方向。因此,学科领域的建构和研究的规范化都已经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学科建设在本科层面上的发展,最大的收获是为女性文学及其研究培养了基础层面上的爱好者及鉴赏者,最明显的标志是为数不菲的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选题都进入了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域,虽然这类研究大都比较稚嫩,但是,它是女性文学研究在普及方面的成绩。

　　学科建设在研究生层面上的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为女性文学研究培养了坚实的后备力量。纵观博、硕士论文库中的现有论文,可见大量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文章,无论是选题的角度、立意、研究的深度等,都不乏优秀之作。这就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储备了优秀的人力资源。

　　总之,上述“三高”,说明女性文学研究正在一步步向纵深发展。

　　三

　　当探讨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必然摆在面前:女性文学研究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任何一项研究都要有其目的性,女性文学研究也同此理。那么,女性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这是研究者有必要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女性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世界文学”。在展开这个讨论之前,有必要把笔者在写此文时与一个年轻的男性学者的对话引进来。当笔者谈到“女性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世界文学”的时候,他惊讶地说,女性文学与“世界文学”能有什么关系呢(他刚刚读完一本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著作,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很神圣)?不过,他诚挚地憨笑说:“我实在不是男权主义者。”他是不是男权主义者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男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是随处可见的——什么女性文学就不能与“世界文学”相联系呢?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的概念是18世纪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歌德提出来的。他在与爱克曼谈话时说:“如果我们德国人把眼光转出环绕我们的狭小圈子之外,我们就太容易沦为冒充博学而又自高自大的人了。所以,我总喜欢向外国看看;我劝每个人都这样做。民族文学在今天毋宁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词;世界文学的时代已不远了,每个人应当努力促进它的来到。”[9]。之后,“世界文学”就成了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不过,当全球化时代没有到来时,“世界文学”似乎还是遥远的,人们对此并未现出迫切感。而今天,当整个世界似乎已变成小小的地球村的时候,人们对“世界文学”的探询就越来越迫切了。如今,有专题讨论“世界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如……;有专门探询“世界文学”的学术专著,如……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并有大量的谈论“世界文学”的学术文章,如……。

　　那么,什么是“世界文学”?至今,关于“世界文学”的界定集中在三种意见上:第一种就是歌德的原意,“希望有一天各国的文学将‘合而为一’,……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第二种则认为“是指那些获得了世界声誉的作家和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等于是名家名作的荟萃”。第三种则“把‘世界文学’看作各国文学的总和’”[10],这三种见解各有合理之处,而第二种意见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即“世界文学等于是名家名作的荟萃”。这就是说,“世界文学”不是指范围之大,而是指质量之高。笔者也正是基于这层意义,认为女性文学的终级目标是“世界文学”;女性文学研究是助其实现这个目标。

　　女性文学完全有资格跻身于“世界文学”之中;也只有向“世界文学”进军,女性文学才能跨越性别的界限,创作出人类文化财富中的精品,从而抖落“‘女性文学’基本上处于自娱自乐的状态,只在自己的圈子里热闹”[11]之嫌。“世界文学”既是无国界的,也是无性别的。这并不是说,“女性文学”一定要在“世界文学”这个大蛋糕中切下一块儿,而是说,“世界文学”这个大蛋糕中,“女性文学”是其必要的亮点。基于这样的目标,我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有更大的开放性。

　　其一,研究目的的开放性。女性文学研究在支持女性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性别是其立足点、出发点,但不是终点。曾经有文章对女性文学批评有过这样的指责:“这就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一方面,它缺少理论上的透彻说服力,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只能像气若游丝的弃妇或教徒,在日薄西山的黄昏中自怨自艾或默默祈祷;另方面,它以不知天高不问地厚的勇士姿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傲视一切,仿佛人类既有的一切都是故意与她们针锋相对的产物,一部人类史就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历史,一部人类思想史就是男性意识压制女性意识的历史。”[12]这批评显然很尖刻,说明有人对女性文学研究有了这样的感觉:女性文学研究是在打性别批评战。且不说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女性文学研究脱胎于性别关注,但最终的脚步不能停止在性别的门槛上,应该向为促进女性文学的经典得以跻身于“世界文学”这样的大方向发展。

　　其二,研究论题的开放性。女性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依据其女性文学这个研究对象蕴涵的丰富性,研究论题也显其多元性。不过,如果置身于女性文学而放眼“世界文学”,那么,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应该更加扩大,讨论的问题有可能更加丰富。譬如,女性写作的世界性问题;女性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女性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等等其三,研究队伍的开放性。目前,女性文学研究队伍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女性,加入其中的男性寥寥无几,一位男性批评家曾言:“‘女性文学’虽然圈出了自己的地盘,但也设置了路障,让男性逡巡徘徊在圈子之外,授受不亲。对于红红火火的‘女性文学’,男性理论家普遍反映冷淡,私下里有非议的不在少数,但是却没有公开直接批评”[11]。如若分析一下,男性批评学者对待女性文学研究的态度是多种的:或存男权意识,觉得大男人去研究女性文学有失“尊严”;或觉“女性文学”已打上了性别标签,无形中“男性”已被划在了界外,便绕道而行;或是一种歧视,觉得“女性文学”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或觉女性文学没有存在的理由,它是人类文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有些男性批评者在研究女作家时,情愿承认自己在从事作家作品研究,却不愿承认自己在作女性文学研究,等等。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是期待研究队伍的开放性的,即女性文学的研究队伍应该跨越性别界限,呼吁男性学者的关注与参加,这样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的见解来繁荣这片研究领域。譬如一位著名的女性学者曾这样评论一位男性学者的学术成果:“林幸谦研究张爱玲的两大本专著《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及《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所用的价值尺度也是女性主体性。正是由于对女性主体生命价值的体认,对张爱玲文本中女性主体言说和只属于张爱玲的女性独特而丰富的女性经验的体悟,作为一位海外男性学者,林幸谦对张爱玲的解读,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国内女学者的水平,成为迄今为止张爱玲研究的厚重之作。”[2]事实证明,研究队伍的开放对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综上所述,女性文学研究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已收获了可喜的成果。今后的发展,应该有更开放的眼光,更宏伟的目标,以此促其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莫立民.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批评[J].天府新论,2009(3):149-153.

　　[2]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5.

　　[3]乔以钢.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1998(2):75-82.

　　[4]李满.禅宗文化的性别倾向对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2):83-86.

　　[5]肖淑芬.庐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21-26.

　　[6]陈凤珍.女性文学的精英主义文化症候[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8):27-30.

　　[7]王红旗.回眸与反思:中国女性文学六十年(1949-2009)[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5):21-26.

　　[8]谢玉娥.1995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文选目[J].中国文化研究,1997(秋之卷):108-116。

　　[9]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469.

　　[10]陈?,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9.